中东一直是国际能源合作的高端市场，尤其是海合会六国和伊拉克的油气招投标，过去十多年堪称跨国公司的“石油奥林匹克”。这里不仅是全球五巨头（埃克森美孚、壳牌、bp、雪佛龙、道达尔）长袖善舞的平台，也是中国的三大石油央企、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石油巨头竞相扎堆的地方，还是沙特阿美、ADNOC（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等本地国家石油公司展示实力的舞台，更是以中国民营石油企业为代表的中小型公司“发财致富”的热土。毫不夸张地说，自2008年伊拉克战后重新对外开放以来，跨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的投资与产出规模，也就是美国的页岩革命可以与之相媲美。

所以，与当下美以伊战争的扩大化和长期化已经将海合会国家（阿曼除外）和伊拉克拖入泥潭不同的是，过去十多年，这些国家一直是跨国公司投资运营的热土和“避风港”。一个奇葩的原因在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在摧毁了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现代世俗政权，而由“落后”王权控制的海合会国家（GCC）却在这场中东北非地区摧枯拉朽式变革中保住了政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此后的十多年，海合会六国充分汲取这场革命（茉莉花革命）带来的教训，痛定思痛、洗心革面，开始眼睛向内，战略自主意识增强，专注于发展国内经济和关注社会民生，各国的形势逐步趋稳，回归正常发展轨道，从而迎来了二战以后中东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期”“和解潮”。而这为全球的跨国公司竞相投资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创造了条件。

当然，过去十多年，我们还不能说中东地区太平无事，该地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也门等久陷战争或动荡泥潭，以及2023年10月以后巴以冲突再次爆发，导致中东一部分国家持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相较而言，海合会六国基本上是独善其身，专注自身发展，相对平静和稳定。

因此，过去十多年，跨国石油公司、新能源企业、高科技与互联网企业、信息通讯类企业、基建类企业等纷纷将目光瞄准海湾国家和伊拉克，发展迅猛。作为东道国，这些国家也以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超前发展的理念、相对先进的战略规划（如沙特的“2030愿景”等）、超一流的资金（高达6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和支付能力以及强烈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AI等高科技产业意愿等，持续吸引全球的跨国公司竞相逐鹿。

截至2025年底，上述各类企业在海合会国家和伊拉克的发展情况如何？这里做一梳理。

跨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目前是处于“上游相对稳健、下游与天然气持续扩张”的状态。由于能源转型压力，如埃克森美孚、壳牌、bp等西方巨头持续出售伊拉克等地的老油田资产或调低其在油田资产中的股份，将资金转向卡塔尔、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扩产项目。同时，它们与沙特阿美、ADNOC等本土企业合作，大规模投资化工下游，生产高附加值材料。而中国油企（如中石油）则抓住机会果断接手了西方退出的伊拉克巨型油田，成为当地上游业务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石油在伊拉克鲁迈拉和西古尔纳1项目上的运作就是如此，截至目前中石油也是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去年10月，传出了埃克森美孚重返伊拉克，签署马吉努（Majnoon）巨型油田的消息；今年2月，还传出了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收购俄罗斯卢克石油（Lukoil）在伊拉克西古尔纳2项目资产的消息。

新能源企业目前在中东呈现的是“中欧主导，竞争白热化”的状态。我们知道，海湾国家比照沙特均设立了自己的“2030愿景”，并为之大规模招标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截至目前，隆基、晶科、阳光电源等中资企业凭借成本和技术优势，占据了光伏组件和储能市场超过70%的份额；西门子能源、艾迈斯欧司朗（ams OSRAM）等欧洲企业在氢能及综合能源管理方面保持高端优势；而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ACWA Power）等本地新能源企业则与国际资本合资，推动NEOM绿氢等巨型项目建设。

高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在中东目前呈现出“中美印鼎立，数据主权强化”的迹象。亚马逊（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谷歌等美国公司在阿联酋、沙特建立核心数据中心，主导了区域云计算市场。阿里云、腾讯云等中国服务商在沙特、巴林提供服务，华为云则深度参与沙特国家级政务云建设；G42（阿联酋人工智能公司）等本地玩家快速崛起，印度印孚瑟斯、塔塔咨询则主导了大量IT外包服务。当然，所有企业都须遵守日益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法律。

信息通讯类企业在中东则是围绕“5G与6G的战场”一决高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是绝对主力，承建了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绝大部分5G网络，并已启动6G研发合作。爱立信与诺基亚等欧洲企业主要是在部分现有网络扩容上维持份额。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已在沙特、阿联酋等地获得运营许可，主攻偏远地区及企业海事通信。

基建类企业在中东呈现的是“中土韩领衔，本地化要求苛刻”的特点。中国电建、中国建筑、中国铁建等中国企业承建了大量新城（如沙特NEOM、伊拉克重建）的港口、铁路、住房项目，是绝对主力。土耳其企业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影响力大；韩国三星、现代则在高端商业建筑和海工项目上保持竞争力。但这一类项目普遍要求较高的本地化率（如雇佣本地员工、采购本地材料），以及采用先进实用技术（如建筑信息模型（BIM）、模块化施工）来降低成本等。

总的来说，截至2025年底，在海湾和伊拉克：传统能源领域，西方和中国各有侧重（西方在下游和天然气，中国在上游）；新能源与5G领域，中国占据主导；云计算领域，美国领先，中国和本地追赶；基建领域，中国领跑，面临更严格的本地化要求。

那么面对2026年3月份以来的美以伊冲突扩大化和极有可能长期化的挑战，上述这几类企业是如何应对的？其在中东地区的跨国经营战略和策略有什么调整？这里聚焦跨国石油公司的做法谈一谈。

一是撤离非生产运营核心岗位人员，保持在海湾国家和伊拉克最低限度的存在，确保人员安全。据传，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已经悉数撤离其在上述国家的母国工作人员，生产作业等操作性事务交给当地雇员或第三方国际雇员运营；中国大型石油企业选择以最精干、最核心中方团队留在上述国家；大多数国际承包商服务商和供应商，以及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选择留在本地，以待局势好转以后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复产开业。

二是在充分与东道国政府沟通的情况下，按照政府的安排迅速而有序地关井停产，并保留满足油气田自身能源消耗的最低产量水平。正如清泉在本文第一段所介绍的，中东地区很多大型油气田的投资权和作业权在跨国石油公司手里（联合财团或联合作业体），在紧急情况下，它们将按照东道国政府的指令进行减产、停产或复产，这次也不例外。只是这次因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关井停产现象异常严峻，伊拉克从战前430万桶/日骤降至80-120万桶/日（降幅超80%），阿联酋从350-400万桶/日降至不足180万桶/日（降幅超50%），科威特从280万桶/日降至约50万桶/日（基本停产）。

三是助力东道国设法寻求油气外输和出口替代路线，力求将出口和外销损失降至最低。这方面的举措主要体现在沙特、阿联酋和伊拉克三国。沙特阿美公司主导着横贯沙特阿拉伯东西的那条长达1201公里、双线输送、输油能力为700万桶/日超级管道的运行，该管道在此次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替代作用，目前通过沙特西部红海港口出口的石油量可以到达400万桶/日以上；阿联酋ADNOC以及在当地运营的国际石油公司、承包商正全力维护哈布尚—富查伊拉这条输量在150万桶/日“救命管道”的运行，以解燃眉之急；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通过库尔德地区至土耳其的管道，估计伊拉克政府和bp石油公司正全力协调提升输量，因为bp公司是基尔库克大油田的作业者，该管道原油输油能力110万桶/日左右，目前的输量只有25万桶/日上下，于伊拉克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四是个别国家石油公司和国际石油公司因难以承受停产和停输的压力而不得不对外宣布“不可抗力”。目前，几乎所有的国际合作项目的法律合同条款里均有“不可抗力”这一条，该条款写进合同容易，但宣布和执行起来难度较大，须小心谨慎。而且越大型的石油公司越谨慎使用该条款，一些小型公司遇到战争这样的重大灾难时因难以承担责任和损失而往往会宣布“不可抗力”。截至目前，5月计划的卡塔尔LNG长期合约（3船，折合4.5亿方）因不可抗力而取消；3月27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正式宣布，旗下苯乙烯单体及甲醇生产全线遭遇不可抗力，位于朱拜勒的Ar-Razi厂区500万吨/年甲醇产能全面停摆；另据传，3月7日，科威特石油公司已正式宣布不可抗力。于国际石油公司而言，贸然宣布不可抗力长期而言一方面会损害与东道国政府的战略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可能引发下游客户的索赔和漫长的法律纠纷，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商业谈判（如请求客户推迟部分交货等）来灵活处理。

五是还有一些国际石油公司在努力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上正发挥自身独特作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石油行业敦促特朗普政府，不应在未来与伊朗的和平协议中允许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征收通行费，称此举将为其他国家树立危险先例。多位能源企业高管表示，解决当前全球能源冲击的关键在于全面恢复该海峡通航。若最终安排使伊朗掌握海峡控制权，将增强其地位、损害行业利益，并可能鼓励其他国家对关键航道实施类似收费。美国石油企业高管据说于4月17日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讨论了海峡重开、航行自由以及提升石油产量等问题。特朗普上周曾暗示，美国可能与伊朗共同对过境船只收费，称其中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但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改口称伊朗“最好不要”向油轮收费。这一表态促使行业加大对政府的游说力度，试图影响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对伊谈判。

当然，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利用此次战争带来的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窗口期，本着利益最大化理念，大玩特玩“套期保值”的游戏。比如，欧洲三大石油巨头（道达尔、壳牌、bp）的交易部门在此次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能源供应紧张中获利数十亿美元，超过了策略更为谨慎的美国竞争对手，帮助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生产业务的影响。由此次美伊冲突产生的能源价格波动为交易商提供了机会。根据路透社基于各公司消息人士信息的计算，英国石油巨头BP、壳牌以及法国道达尔能源的交易部门在第一季度合计获利至少25亿美元。欧洲巨头花费数十年时间建立了交易部门，雇佣数百人买卖原油、燃料和天然气，利用跨地区和跨时间的价格差异获利，同时也在衍生品市场建立头寸。相比之下，中国石油央企和美国石油巨头主要是利用交易商来优化其自身生产、炼油和燃料零售网络内的流动。

以上是跨国石油公司在此次美以伊战争中采取的应急反应型举措，中长期而言，预计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要深入思考如何调整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这场冲突正迫使所有企业接受一个现实：在中东，没有“永久和平假设”，所有战略必须内置“战争模式开关”。

在美以伊战争扩大化与长期化的背景下，企业需要认识到，全球供应链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能源、物流、资金等多个维度都面临系统性冲击。

但是，放眼全世界，还有那个地区的投资空间、产能和产量规模、投资回报空间能够比得上海湾国家和伊拉克呢？中亚地区五个斯坦国的体量不够大，拥有足量天然气资源的土库曼不够开放，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哈萨克后续潜力空间有限。俄罗斯正在被制裁，被“五花大绑”，基本动弹不得，跨国公司对其敬而远之。拉美地区由于年初的委内瑞拉事件已经逐步沦为美国的后院和“卧榻”，中国企业在拉美大型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政治风险陡增。非洲地区目前依然处于“政变”和“叛乱”交织的危险期，且资源规模、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以及金融支持等均远远不及中东。如果失去中东，真的不知道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国企业下一个出海的高地在哪里。

总之，面对冲突的长期化，跨国公司的竞争合作已从商业层面扩展至战略与治理层面。中国企业的核心任务是在供应链重构中抓住机遇，通过多元化布局和韧性建设来夯实长期竞争力；同时需要通过各方面力量的整合，尽快弥补我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能力不足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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