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利用周末的时间赶到西安参加了由中国中东学会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共同举办的2024中国中东学会年会暨“中国与中东国家现代化探索”学术研讨会。

此会恰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60年周年之际，一甲子栉风沐雨，一甲子春华秋实。“西大中东所”如今已经成为我国中东研究界的品牌，也是研究中东问题的高端智库平台，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队”。中东所一路走来，培养并拥有彭树智、黄民兴、王铁铮、韩志斌、王晋、蒋真等学术大伽。其中，彭树智老先生已经93岁高龄，会上观看了他在北京录制的祝福视频，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老爷子提到了黑格尔的“回归历史、获得自觉”的名言。作为“文明交往论”这一重大理论体系的创始人，老爷子在致辞中提出“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的理念，既是他毕生学术研究的写照，也是对广大研究者的勉励。

（93岁高龄的彭树智先生通过视频进行致辞）

清泉有幸在会上就“跨国公司在中东地区演变暨对中国—中东能源合作启示”进行了主旨发言，可能也是本届会议唯一的从跨国公司的视角谈论中东地区问题的。所以，便有了中国中东学年会归来再谈“跨国公司在中东”。

我们知道，跨国公司油气其在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上的综合性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国家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是牵引和关键力量。因此，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一起，也被称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三大行为体。

本文讲述的跨国公司主要还是指跨国石油公司，因为自bp公司创始人达西先生于1911年在伊朗成功发现石油的一百多年来，中东地区吸引外来投资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石油。投资开发中东地区的石油也一直是跨国公司在中东的行为主体。过去一百年来，纵观跨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开发与运营管理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前，这一阶段是以美国石油公司为主的“石油七姊妹”纵横中东地区的阶段。七姊妹分别是埃克森公司、美孚公司、雪佛龙公司、德士古公司、海湾石油公司（GULF）、bp公司和壳牌公司。欧美石油公司的发家和第一桶金多来自于中东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bp公司，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中东的第一个区块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境内，1924年，道达尔公司成立伊始便与土耳其石油公司（1928年更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开发合作合同。另外还有雪佛龙公司，其于1933年与沙特王室签订了开发沙特东部地区的石油勘探合同，并于1938年在达兰地区获得石油大发现，后来随着埃克森、美孚和德士古相继加入，成立了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就是现在的沙特阿美公司。

这一阶段，美欧跨国石油巨头和中东各产油国之间的博弈是中东石油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七姊妹”是石油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凭借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控制和垄断中东和全球的石油工业和市场。特别是七姊妹对油气资源和市场价格的垄断，在以极其廉价的石油支撑母国（美西方国家）发展的同时，作为东道国和资源国的中东国家，却在石油收入和利润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以伊朗为例，彼时伊朗石油开发的利润中，只有16%交给伊朗政府，其余归bp公司所有。这就为中东产油国与跨国公司的矛盾爆发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埋下了伏笔。

一是欧佩克诞生挑战美国石油霸权。20世纪70年代，以中东产油国为主要成员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夺回了石油标价控制权，并充分发挥了石油经济的“政治武器”功能，极大挑战了以美国石油公司为主的国际石油卡特尔的石油霸权。二是欧佩克成员“石油工业国有化”对石油七姐妹造成沉重打击。20世纪70年代，成员国家采取一步走（接管）或分步走（参股）两种方式，70年代中期完成或基本完成石油工业国有化。其中，伊朗是失败的国有化运动。1949年，伊朗提出的“石油国有化法案”，但遭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美国趁机策划并推翻摩萨台政府并取代了英、苏在伊主导地位。伊拉克成功实现国有化。1951年，伊拉克宣布对石油实行国有化，收回石油资源的所有权；1975年，伊拉克石油工业完全实现国有化。沙特亦成功实现国有化。沙特通过数次“赎买”的方式逐步完成对美国阿美石油公司的国有化，1988年，沙特政府实现了对阿美公司100%的控股，完成了“爬行式”国有化。

石油国有化背后是资源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其背后是投资者所代表的母国及其政府）之间的博弈，很容易上升为国家间矛盾乃至冲突。英国与伊朗的冲突导致伊朗时任首相摩萨台北赶下台便是例证。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2020年，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亚洲石油公司的在中东地区的群体性崛起。其重大背景有二，一方面，随着以东亚国家为火车头的亚洲经济体快速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大增，亚洲石油公司纷纷把目光投向中东这一全球油气最富集地区；另一方面，随着海湾战争及诸多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OPEC的石油市场份额被挤压，中东的能源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页岩革命取得巨大成功，美国重回全球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中东在全球油气市场上的份额和话语权进一步下降。多重压力下，中东国家也更欢迎来自东方的能源投资。

在这一阶段，中东能源政治的“亚洲因素”主要表现为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石油消费大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以及上述四国的石油企业在中东地区的石油投资。对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促使亚洲各重要消费国与中东地区各大产油国保持着良好关系，成为中东地区石油政治的“稳定器”，中东国家纷纷“向东看”。

亚洲跨国石油公司在中东表现最亮眼的当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截至目前，中石油在中东的投资、贸易、运营和工程承包已有30年之久，中石油进入中东的“契机”便是海湾战争导致科威特的油田北伊拉克点燃着火后，中石油向科威特派出了一支灭火队，成功帮助科威特灭掉了几口着火的油井（油井灭火堪称与魔鬼跳舞，是世界级难题），让科威特领教了中石油的实力。上世纪90年代中石油在中东主要以工程项目承包为主，其主战场便是科威特。随后，2000年以后，中石油陆续在叙利亚和阿曼陆续中标并投资开发了数个中小型油田项目，但规模和投资均不大。中石油在中东的“黄金时代”始于2007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石油市场开放，2008年以来，中石油与bp、埃克森美孚、道达尔、马来西亚石油（Petronas）等国际货币组成联合体，相继中标并投资了伊拉克境内数个大型、特大型油田开发项目；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中石油在阿联酋、沙特等地区获得了一批投资和工程服务项目，同时，在中东地区的油气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中石油助力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故事使其在国际能源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第四阶段为疫情迄今，系在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两大因素驱动下的东西方跨国能源公司在中东地区共存时代。一方面，能源转型加速叠加安全风险加大和投资回报达不到预计，美欧公司纷纷撤资中东，比如bp公司将伊拉克鲁迈拉油田的主导作业权部分转移给伙伴中石油。2022年，bp公司放弃了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开发项目—鲁迈拉油田的主导作业权，被外界解读为bp的彻底转型之举。埃克森美孚亦将伊拉克一油田的作业权移交给中石油。另一方面，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抬升了中东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以及随着跨国石油公司对能源转型的节奏和定位的重新认识，bp、壳牌等西方能源公司调整公司战略，放弃削减油气产量和碳减排目标，以不同形式回归中东地区。今年8月，bp与伊拉克签署了开发基尔库克北部油气田（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巨型油田之一）的初步协议，并于10月宣布，放弃公司到2030年将公司油气产量在2020年水平上削减25%的目标，考虑扩大中东油气项目投资。

以上便是跨国公司在中东地区的故事，可谓美欧公司与亚洲公司在中东“各领风骚数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公司对中东地区的投资并不是单向的。沙特阿美等中东地区跨国石油公司出于提前锁定中国等重点出口和消费市场的考虑，近两年也纷纷在亚洲投资。截至目前，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集中在石油化工、人工智能、高新制造业等领域。2023年，沙特阿美以34亿美元收购浙江荣盛石化股权，总投资超过120亿美元的辽宁华锦阿美精细化工炼化项目正式开工，这使沙特阿美成为2023年对华投资最多的外企。2024年7月，沙特阿美子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与福建省共同投资的古雷乙烯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超过64亿美元，创下福建省迄今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合资项目记录。

最后，想强调的是，能源低碳转型成为全球发展大势，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行动。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核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领域，新能源与新技术紧密融合，能源领域的绿色化、电动化、市场化、数字化趋势加速推进，共同推动能源系统根本性变革。清洁化利用+CCUS也为化石能源发展提供了重要方向。跨国公司下一个阶段投资中东必须考虑以上情况，并要参与到中东国家的能源转型上来。好在它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例如，以中国石油、天合光能、晶澳科技、隆基绿能、阳光能源、英利能源科技等中资能源公司近年来已广泛参与中东地区光伏光热、CCUS、LNG和海水淡化业务，凭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实力，已在该地区的新能源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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