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田涛先生的《在悖论中前进：兼任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与华为的兴衰逻辑》。最近，又经常看到和听到“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这句话。今早坐在小书房琢磨本周微文写点什么时，“在‘悖论’中勇毅前行，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突然进入脑海，难道这不是当下的极好的自我勉励、自我警醒和自我写照嘛。

田涛先生作为华为公司最资深、最贴近华为实际、与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华为高管们交情最深、也是最坚定执着的华为外部咨询顾问，在近距离观察了华为26年后，写下了《在悖论中前进》这本书，堪称田涛先生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者，如此打动我的他的上一本书还是十多年前他与吴春波先生合著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本书一举奠定了田涛在中国企业管理咨询界的“导师”地位。

读罢田涛先生的书，深切感到任正非先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主义者”：浓烈的家国情怀与人类使命感，但又是一个市场营销至上、一直宣称要持续向美国学习的“西方主义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但有时却沉沦甚至陷入抑郁状态；慷慨激昂与身段柔软，极端与中庸，黑白分明与灰度，钢铁直男与敏感人性，暴躁易怒与隐忍妥协，“品咖啡”与“捣糨糊”……任老爷子一直在悖论中勇毅前行。

同时，前一阵子，在东家公司的年度工作报告中看到了“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这句话，深有感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大国竞争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世纪瘟疫尚未结束，一波又一波的甲型流感呼啸而来，消解了过去数十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超级全球化和“地球村”；AI时代强势而来，面对AI的强势“入侵”，人类更多的是恐惧和害怕；特朗普2.0版正式开启，执政首日便签署了数十项废除前任政策的法案，推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相对激进的油气产量提升政策和巩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石油霸权”，一方面将导致国际油价进入下行区间，另一方面将显著提升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缅甸等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程度；当然，中国的能源转型和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程度也“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外部的不确定性确实足够大、足够多、足够猛。

但是，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刺激态势是确定的，中国市场对全球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包括对很多国家地区单边开放的态势也是确定的，中国的能源转型步伐和新能源产业在全球的核心竞争优势也是确定的，中国的油气行业进一步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保障油气产量稳中有升也是确定的，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目标也是确定的。自身的确定性确实足够稳、足够长、足够准。

“在‘悖论’中勇毅前行，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应对复杂局势的智慧。在清泉看来，也许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悖论”通常指的是一种自相矛盾或看似无法解决的局面。在这句话中，它可能指的是面对的复杂、矛盾或不确定的环境和情境。“在‘悖论’中”意味着不回避、不逃避这些复杂和矛盾，而是正视并深入其中。

——“勇毅前行”强调的是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有勇气和毅力，坚定地向前走。这不仅是一种行动上的坚持，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定和不懈。

——“自身的确定性”指的是内在的稳定性和明确性，包括价值观、信念、目标、能力等方面的确定。这种确定性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基础，因为它提供了方向、动力和信心。

—— “外部的不确定性”指的是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等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常常带来挑战和困难，需要我们有应对的策略和能力。

“在‘悖论’中勇毅前行，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矛盾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时，要依靠内在的确定性来指引和支撑自己，勇敢而坚定地前进。它强调了一种内外结合、以内在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智慧和方法。它强调的是一种内外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

如果进一步再往深里挖的话，何谓“悖论主义”，悖论背后的哲学逻辑是什么？“悖论主义”是一种哲学和管理思想，强调在矛盾和不确定的环境中，通过接纳和平衡矛盾因素来寻求前进的路径。在逻辑学中，悖论通常指一种命题或推理，其结论与前提自相矛盾，但在悖论主义中，这种矛盾被视为一种常态，甚至是推动发展和创新的动力。

田涛先生在《在悖论中前进》一书中提出了悖论管理体系，指出管理本身就是一场在悖论中的前行，真正卓越的企业家无不是悖论主义者。悖论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悖论思维，企业家和企业才能应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避免成为“熵”的俘虏。

那么在企业管理中如何贯彻“悖论主义”？一是企业首先需要认识到悖论是普遍存在的，例如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创新与效率、集权与分权等。管理者需要具备识别这些悖论的能力。二是在战略层面，企业需要在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例如，华为在处理这一对矛盾时，强调聚焦主航道与有限多元化，要求管理者在面临多种选择时，坚持核心价值和发展方向；在组织层面，企业需要在科层制与扁平组织、集权与分权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调整。三是悖论主义强调情境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的环境、产业和处境需要不同的管理策略。管理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四是企业管理者需要具备勇气和判断力，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决策。这两点能帮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融合矛盾的观念，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五是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复制机制、学习机制、动力机制和代谢机制来推动组织进化，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这些机制有助于企业在悖论中找到前进的路径。六是企业应加大悖论思维的应用，管理者可以通过悖论思维来应对多种因素的分析和决策。例如，通过逆向思维和矛盾统一的方法，找到创新和发展的新路径。

最后，还是用田涛先生对任正非的描述来结束本文：“.……他是一个品格高远但不乏个性缺陷和不完美的平凡人，一个在超限理想和深至骨髓的忧患主义和两极来回摆荡的悖论者，一个总是向死而生的企业哲人，一个逆熵主义者”。

确实，正如任正非管理和带领华为在悖论中勇毅前行、以自身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那般，面对这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时代，我们如何“大彻大悟”？我们需要理想主义，也需要现实主义；我们需要统一的价值观，也需要多色谱的文化；我们需要拿来主义，也需要自主创新；我们需要活力，也需要秩序；我们需要个人英雄，也需要集体力量；我们需要扩张，也需要收缩；我们需要激进变革，也需要“萧规曹随”；我们需要新陈代谢，也需要有序稳定。

让我们一起在“悖论”中勇毅前行，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吧！

（2025年1月25日星期六，于北京未来科学城能源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