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十周年系列微文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这次聊聊国际合作。

清泉的主业一直是国际能源合作研究。如果让我用一段话概括过去十年的我国能源国际合作，比较中肯的或许就是：遵循互利共赢原则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持续提升中国能源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我们知道，“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的时间节点是2014年6月，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节点为2013年9月，这两者高度重叠，能源国际合作的十年也是推动“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开发合作的十年。那么过去十年来，能源国际合作到底有哪些成果和亮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 十年来，打造了一批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能源资源开发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主力军。10年来，中国企业根据共建国家自身国情和资源禀赋，建设实施了一批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能源项目，为东道国提供了清洁、可靠、安全的能源解决方案。这方面典型的项目案例有：

1.俄罗斯北极亚马尔项目：由中国石油、法国道达尔、丝路基金与俄方伙伴共同开发。该项目的天然气可采储量达到1.3万亿立方米，凝析油可采储量6000万吨。该项目已于2017年12月成功建成投资，目前LNG年加工量高达2000万吨，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合作建成的最大规模能源项目。

2.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核电站项目：由中核集团总承包，是巴基斯坦规模最大的核电站，每年可为当地提供清洁电力近200亿千瓦时，满足当地2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

3.沙特延布炼厂项目：由中国石化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设立，总投资超80亿美元，截止2021年底累计加工原油1.34亿吨，生产汽油2952万吨、柴油7995万吨。

4.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项目于2014年由国家电网公司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Eletrobras）以51%∶49%股比组成的联营体建设运营。2015年5月，中巴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该项目视频奠基仪式，见证世界第三大水电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是国家电网公司在海外中标的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标志着特高压技术“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

5.澜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项目：由南方电网投资建设运营，截止2023年9月底，跨境电力互济突破70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90%。

（北极亚马尔LNG合作项目）

—— 十年来，企业“走出去”在深度参与全球能源合作的同时，助力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10年来，我能源企业从多方着力，巩固和拓展油气进口来源，目前已形成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拉美、北美、亚太和欧洲等八个油气合作区。其中，截至2023年，在“一带一路”沿线26国投资油气项目100余个，参与的油气项目作业产量2.7亿吨（整个海外约3.5亿吨），与50多个国家开展油气合作，形成跨越我国西北、东北、西南边陲和东部海上的四大油气通道，保障了国家的能源进口安全，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而且，中国的能源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全球能源行业的发展。

另外，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来”相结合加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并依托自身优势，开展能源技术、装备、产品走出去，推动实现全球能源转型。

—— 十年来，“引进来”方面持续扩大开放。比如，自2017年首次提出全国范围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来，我国大幅放宽能源领域外商投资准入，全面取消了煤炭、油气、电力（除核电外）、新能源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促进能源领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外资和新的外国能源企业瞄准中国能源市场，并以绿地投资（FDI）或兼并收购等方式建设形成了一大批能源独资或合资项目。

一方面，全球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在行动：正在建设中的广东惠州百亿美元级大乙烯项目，投资者为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埃克森美孚长期以来除了在福建和中国石化开展合作，投资大型炼厂以外，目前正在广东惠州投资百亿美元独资建设乙烯项目，该已于2020年4月22日开工建设。当日，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伍德伦（Daren Woods）在美国达拉斯，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及中国同行，在“两国三地”（美国、中国；达拉斯、北京、惠州）共同出席项目开工仪式。

另一方面，全球最大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在行动，近两年，沙特阿美公司连续投资中国油气下游市场或收购下游资产。2023年3月26日，沙特阿美出资约250亿元人民币，联手中国北方工业集团（NORINCO）、盘锦鑫诚实业集团签署协议，在辽宁盘锦建设一座日加工能力为30万桶的炼油厂和一座年产165万吨乙烯和200万吨对二甲苯的化工厂。就在次日，3月27日，沙特阿美再次出手，以246亿人民币(约折合3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国深交所上市企业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10%的股权。还有，2024年4月22日，沙特阿美与恒力集团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沙特阿美或其关联方，拟收购恒力集团所持恒力石化已发行股本百分之十加一股的股份。按照恒力石化1000亿元的总市值估算，沙特阿美本次投资接近110亿元。

—— 十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成为“一匹黑马”“一大亮点”，“一骑绝尘”地成为全球绿色低碳能源市场竞合中的领先者。2023年，中国外贸“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全年合计出口突破万亿元大关，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900万辆，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在南非，德阿风电项目并网发电，缓解当地电力供应短缺局面；在肯尼亚，加里萨光伏电站投入运营，数万户家庭远离“电荒”……中国有序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着力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目前，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了60%和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

—— 十年来，我们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广泛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国际能源署等多边机制下的能源国际合作，先后成为可再生能源署成员国、国际能源宪章组织签约观察员国、国际能源署联盟国，不断完善能源领域的全球治理架构；先后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等新平台，为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为全球能源市场稳定、能源绿色发展持续注入原动力；相继成立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等区域能源合作组织，共同促进能源开发、替代、利用和普及。

我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一个最典型最显著的案例便是过去十年，先后有两位中国人成功当选知名国际能源组织负责人，使得我们的能源人才第一次“迈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位是孙贤胜先生，于2016年成功当选国际能源论坛（IEF）秘书长，并顺利履职五年。IEF是国际三大能源组织（欧佩克、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论坛）之一，孙贤胜此前曾任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他是担任国际能源组织秘书长职位的首位中国人。另一位是李雅兰女士，2022年5月27日，在韩国大邱举行的第28届世界燃气大会（WGC2022）国际燃气联盟（IGU）主席交接仪式上，北京燃气集团董事长李雅兰正式就任国际燃气联盟2022-2025年任期主席，系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女性；同时，我国籍此成功获取2025世界燃气大会（WGC）的主办权。

“行百里者半九十”。尽管我们的能源国际合作过去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走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只能算走了一半，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要认真对待。综合内外部形势可以看出，未来的能源国际合作之路并不好走。

一是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挑战。我们知道，全球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位于中东和俄罗斯中亚地区，而当下，这两个地区正在发生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这样足以改变全球国际秩序的严重地缘政治对抗，其中俄乌冲突已经导致全球油气大宗商品流向和贸易版图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对我国的影响不容小觑。

二是全球重点能源资源东道国国内政局动荡带来的挑战。就拿非洲这一中国能源企业扎堆投资和运营的地区来说，当下的非洲正同时呈现“政变带”（近3年来，西非和中非地区的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蓬等五国共发生7次成功政变（含二次政变））和“叛乱带”（苏丹、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变乱交织”的局面。已经严重伤害到中国能源企业当地利益。

三是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和绑架已经成为中资公司当地运营的主要威胁。曾几何时，中国人在海外并不是恐怖袭击和绑架的主要目标，即便遭遇绑架或袭击，主要还是以“谋财”为主，并不害命。但近几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某中资能源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同一能源合作项目分别与2021年7月和2024年5月连续两次遭遇恐怖袭击，造成14名中方员工死亡。其背后既有海外安全环境恶化的因素，也就大国博弈造成的次生风险。

四是围绕新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新能源产业及其背后矿产资源的支撑是下一个阶段能源竞合的重中之重。储能设施和关键新能源设备所依赖的铜、锂、钴、镍等金属矿产成为新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焦点，相应地，“新能源民族主义”已经风起云涌，国有化、国产化和进口替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值得中国企业警惕。

五是美西方对重点能源资源出口国的严苛制裁已经严重阻碍和中国公司和这些国家的合作。例如，伊朗一直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要玩家之一，但也是被美西方制裁得最狠的国家，用“五花大绑”来形容亦不为过，目前伊朗与中国公司的正常投资贸易和工程服务合作已经被阻断。还有俄罗斯，截止2024年6月底，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14轮制裁，美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条款已经超过1.6万项，而俄罗斯是数一数二的油气出口国，制裁导致中俄能源合作的便利化程度大大降低。

六是逆全球化和大国竞争对抗使得我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障碍更多。目前，全球绝大多数的国际能源组织和机构，其主导者或幕后控制者都是美西方。而国际组织重要职位的获取往往是通过竞选获取的。以往在全球化和大国合作时期，中国推荐的竞选人当选的概率还比较大。如今，当大国竞争对抗到了歇斯底里的时候，美西方或将固守“凡是中国提出的倡议我们就反对，凡是中国人谋求担任的国际组织职位我们就反对”的心态，而这种“零和博弈”的游戏往往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能源组织发挥作用。

七是我们自身的能力不足、战略失误、改革滞后、创新缺乏、违规运营带来的重大风险挑战。能力不足导致我们在很多新兴领域，比如超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都无法集聚核心竞争力，没有竞争力谈国际合作就是枉然；战略失误就是方向和路径错了，结果离我们的初心和目标越来越远；另外，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进步，有时，改革是一种退步；还有，能源行业依然存在一大批“卡脖子”的问题，比如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化工领域关键技术等，目前大多还得靠国外；最糟糕的是，我们有些地区有些项目没有做到合规运营，给母公司甚至整个集团或国家都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这些内部问题和挑战，如果不下大力气进行解决，那么高质量的国际能源合作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可以用三个“十年”来划分，第一个十年是打基础、夯基垒土期，第二个十年是快速发展、跑马圈地期，第三个十年是共建“一带一路”、稳扎稳打期。过去三十年，中国能源“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可谓十分成功，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去”，并且也能说成功地“走进去”，但我们已经真正“走上去”了吗？特别是面对下一个十年或者下一个三十年，随着外部风险不断高企，我们的国际合作战略和策略是什么？我们和国际同行在哪里竞合、以什么样的方式竞合、该达到什么目标？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合作、跨国经营、“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方向不能变，不能打退堂鼓，不能开历史的倒车，无论前面的路如何难走，我们一定要实现从“走进去”到“走上去”的转变。一个开放型的、充分融入全球的中国能源体系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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