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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以来,中国的能源界都在谈论“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十周年这件大事,围绕这个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出版物不在少数。

什么是能源安全新战略?就是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国家主要领导人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原创性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简称能源安全新战略。

可以看到,过去十年,在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们能源战线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全面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建设多元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发挥科技创新第一动力作用,全面深化能源体制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能源强国建设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能进进一步提升,有力支撑服务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本文及后续几篇微文,“清泉能源”将分别围绕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能源体制和国际能源合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谈谈能源安全新战略给这个国家、社会、民众以及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纯属一家之言和个人观点。

首先说说能源消费,除了宏观战略层面的进展,清泉更想从“消费者行为学”这个微观视角谈谈过去十年的变化。

这十年,在能源消费革命方面,宏观战略层面的成果多多。

一是能源消费总量显著增长。十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2014年的42.8亿吨标煤增长到2023年的57.2亿吨标煤。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从2014年的63.6万亿增长到126万亿元人民币,实现了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年均超过6%的国民经济增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二是能源消费结构显著优化。十年来,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14年16.9%上升至2023年的26.4%,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年来,我国煤炭消费量占比持续下降,从2014年的65.8%下降到2023年的55.3%;石油消费占比从2014年的17.3%上升到2023年的18.3%;而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升。其中,非化石能源从2014年的11.3%提升到2023年的17.7%,对全球非化石能源增长贡献超过40%。十年来,我国650多个城市使用天然气,城市燃气普及率已达98%,全国用气人口5亿人。

三是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十年来,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降低约27%,相当于少用能源约14亿吨标煤,少排放30亿吨二氧化碳,有利缓解了能源供需矛盾,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节能降耗成效明显。十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工业领域以传统工业绿色化改造为重点,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降低约40%,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等重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显著提升。

来自相关权威能源机构的信息显示:我国新建建筑和公共建筑平均设计能耗水平比10年前约下降30%和20%;过去十年,新投入运营天然气汽车近20万辆,新能源公交车超40万辆,新能源货车约45万辆,电能驱动港口起重机实现全覆盖,极大的改善了行业用能结构,累计节约约200万吨标煤。

 

以上是宏观层面的情况。那么微观层面如何,清泉想从买卖心理和“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做一分析。

如果我们用经典的营销学模型来分析过去这十年我国能源消费的特点的话,应该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营销学中最著名的是10P:先是六十年代美国市场营销专家麦卡锡教授(E.J. Macarthy)以产品为中心的4P(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场景(place)和促销(promotion)),这是最为经典的营销模型;后来是飞利浦·科特勒先生在八九十年代又先后补充2P(权力(power)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和另一个4P(战略4P:探查(Probe)、分割(Partition)、倾向(Priorition)和定位(Position))。一共构成了10P。下面重点分析其中最为经典的4P,即:产品、价格、场景(或者是“渠道”)、促销。

消费产品(Product)方面,过去十年,能源消费产品稳定,清洁能源消费品,像氢能和零碳电力产品逐渐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能源产品作为一种消费品,可以分为一次能源消费品,主要指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和二次能源消费品,主要是电力。用于发电的不仅是煤油气化石能源,还有水力、太阳能、风能、核能、氢能、生物质能、地热、潮汐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品种涵盖成品油(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等)、城市燃气及LNG、石油化工产品、高端化工材料产品、电力等,像电力和城市燃气还属于公用事业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主要包括机构消费者(以企业为主)和个体消费者(广大民众)。近十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基于天然气、氢、绿色电力等能源产品的消费物品和设备成为大众追逐的对象。近几年,我们发现,奔驰、宝马等高端燃油车变得不好卖了,而特斯拉等高端电动汽车成为首选,说到底,是民众的消费理念变了。

消费价格(Price)方面,过去十年,能源产品价格大多时间稳健,但由于国际国内突发事件、极端天气事件、政策误导事件等导致的价格跌宕起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消费者带来麻烦和困惑。过去十年的绝大多数时间,与消费者关系密切的汽油(以92号为例)产品价格一般在7元/升上下,低过6元或高过8元的时候较少;城市燃气的价格一般维持在2.8元/立方米左右,低于2元或高过3元的地区也很少,但工业用气较贵,得超过3元以上;自从实施梯度电力价格消费机制以来,大众购电的成本虽有所增加,但也基本上维持在0.5元/千瓦时(度电)的综合成本水平。也有价格异常的时候,比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和LNG价格连续冲高,最贵时,LNG价格每吨竟然超过万元;再有,2017年至2018年,由于华北地区煤改气政策的不到和天然气供应的短缺,导致该地区广大农村出现“煤气炉有了,但气没了”的尴尬局面;还有,2021年去年下半年我国东北地区出现大规模拉闸限电,主要因素一方面是低碳导向的能源政策限制了煤炭生产导致煤炭供应不足,另一方面是2021年上半年的低价格抑制了煤炭生产商的产量,也导致供应不足。

消费场景(Place)方面,最为典型的加油站加气站,过去十年,加油站的数量持续增长,而且非油业务比重、充电加氢换电业务比重显著增加,加油站的“综合性”显著增强。截至2023年,中国加油站数量已达到121300座,同比上涨1.03%,增速放缓但体量庞大。从集团归属分析,2023年社会加油站数量占比过半,中石化、中石油加油站数量占比分别位居第二位、第三位。据卓创资讯统计数据显示,民营加油站占比为52.13%,中石化加油站数量占比26.20%,中石油加油站数量占比19.64%,外资加油站数量占比2.03%。数据对比,民营加油站数量庞大,占据中国加油站数量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分布情况分析,分布在县乡道的加油站数量占比最大,占比24.86%,农村加油站数量占比排名第二,占比24.19%,省道国道加油站数量占比22.59%,人口密集度较高的城区加油站数量占比排名第四,占比21.29%。由于车流量及人口密集程度不同,加油站的盈利水平也不尽相同,分布在省道国道、城区及高速公路等位置的加油站更占据优势。

而且,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加油站正在从传统的油品经销商向“人+车+生活”一体化现代化综合服务商转变。不久的将来,加油站将成为集加油、充电、加气、加氢、日用品销售、快餐、检修等服务于一体的加能站,综合性、智能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另外,过去十年新的能源消费的新场景增加了不少,比如高铁的快速建设和普及,带动了电力消费显著增加;还有,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来临,“挖矿”(比特币等)和数据、算力中心对电力的需求猛增,它们才是新时代的“电老虎”。所以,才有专家感言:“AI的尽头是能源”。

促销(Promotion)方面,过去十年,打折促销成为一种常态,由于能源产量同质化严重,标准化要求高,价格战和搭配战(买一送一,或者买一送多)打得愈加激烈。如根据市场情况和竞争对手的价格,制定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降价幅度,并设定降价活动的具体时间,例如一周或一个月;利用加油站内的海报、横幅、LED显示屏等方式进行宣传,同时结合社交媒体、本地广告等线上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再如:提供快速、便捷的加油服务,同时加强员工培训,确保服务态度热情、专业;推出免费洗车、轮胎检测、空调加氟等增值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设立客户反馈渠道,及时收集和处理客户意见,不断优化服务流程。而上述促销策略已经成为中石油、中石化和社会加油站的常态。

当然,近十年,加油站的非油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也是一大特点。中石化开始买咖啡了、中石油开始卖大米了等等,层出不穷。

最后,让我们回到能源“消费革命”上来,试问,过去的十年,我们消费能源产品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了吗?清泉以为真的发生了,而这主要是能源转型和数智化时代造就的。君不见,2024年上半年,我国电动汽车销量的占比已经达到40%以上,LNG重型卡车在西北地区迅猛发展,这将导致全年至少2000万吨以上的汽油和2000万吨以上的柴油消费量被替代。君不见,近几年,各种“东数西算”“西数西算”的工程持续上马,带来数字智能领域的电力消费呈几何级数增加。预计2024年全国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在3400亿至3600亿度之间,到2025年可能增长至4000亿至4400亿度,约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4%左右。

让能源消费革命的暴风骤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本文观点经代表清泉个人,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先联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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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陆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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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国际能源战略学者,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目前供职于某大型央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cCombs商学院交换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曾分别在在中国石油伊拉克项目和苏丹项目工作数年,熟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业务。2006年至今主要从事战略管理、政策研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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