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8日至22日，第42届剑桥能源周（CERAWEEK）在休斯顿隆重举行。本届能源周的主题是：多维能源转型：市场、气候、技术与地缘政治（Multidimen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Markets, climate,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d geopolitics）。这也是新冠疫情结束后，第二次以全部线下的方式召开的一次盛会。清泉有幸和其他8位同事一起，在现场参加了此次全球能源界“达沃斯论坛”。

数百场涵盖各类能源主题的早餐会、全体大会、专题论坛、午餐会、晚餐会和能源公司专场会，数百场反映当下能源界最新业态和技术水平的“创新集市”（Agora）；以及超过1000位的演讲嘉宾和超过9000人的参会代表，构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能源周。

与往届能源周上，“创新集市”（Agora）只是主场论坛的“配角”不同，本届大会上，“创新集市”的分量明显加重了，设置的“气候中心”（Climate Hub）、“碳中心”（Carbon Hub）和“氢能中心”（Hydrogen Hub），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都各有十多场的开放式讲演和对话；另外在“创新集市”还设置了上百间能源企业的“洽谈室”“演示室”，以生动的技术创新案例、美轮美奂的演示吸引参会代表驻足观看，寻求潜在的合作机会。

当然，本届能源周面临的大环境堪称史上最为复杂：俄乌战争的地缘政治冲突一波未平，巴以冲突的一波又起；能源安全几乎是所有国家的重点关切，如何在碳足迹逐步下降的情况下为全球提供稳定且经济的能源产品依然面临较大挑战；大国竞争和博弈持续，大选之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如何演进；2024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依然比较脆弱；AI到底给能源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本届能源周热议的话题。

剑桥能源周最大的看点是，各国能源部长、能源公司掌门人、能源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全球能源界的大佬们，都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发表观点、发出声音、展示话语权。那么，本届能源周上，大佬们到底分享了什么观点？这里抓取本次大会的九条“震撼金句”，分享如下：

“我们每个人都在桌子上。”

——美国总统前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

克里先生是本届能源周上重量级对话嘉宾之一。克里在与标普全球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卡尔先生的对话中，重点谈及了与中国的气候变化谈判，以及与他的中国老搭档——中国政府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打交道的经历。

在谈及迪拜COP28大会协议达成的艰难程度时，克里先生说道，“如果你读协议文本第28段，它说的是195个国家都要同意这一点。如果没有，如果有一个国家说不，就可以“杀死”它（COP28的关键条款，即“逐步摆脱化石能源，transforming out”），而如果哪个国家没有达成共识就离开，（达成共识）就不会发生。” “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我们所有人，195个国家，都同意必须逐步摆脱化石燃料。”克里进一步强调。

在谈及他与中国搭档解振华打交道的经历时，克里说道：“解是中国谈判代表之一，我和我的同事已经认识解大约25年。有时候，当他要去这里、我去那里时，也许在机场，我们就会停下来交流，我们认真交谈，这对我们完成某件事情的能力有很大帮助。我是认真的。他很想做点什么，他实际上已经退休了。我们都交给了继任，我的继任者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对此非常有资格。他知道这些问题，他一直在白宫。他曾服务过3位总统。”

但谈及所有国家、所有人在气候变化上的责任时，克里强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桌子上。我们有基于环境、社区、公用事业的责任。”

（美国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

“我们不再被动！”

——美国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女士的演讲可谓眉飞色舞、自信满满。声音与肢体语言均用足了。她强调，现在是美国能源产业的高光时刻，方方面面都很强劲，第一大油气生产商和最大LNG出口商的地位，IRA的实施带动美国新能源产业全方位突飞猛进；有效打击了俄罗斯油气；地热产业前景看好。

格兰霍姆首先讲了一个小故事，她说疫情之前，她有一年到中国访问，与中国的某个市的市长会谈，在谈到新能源项目发展时，中国市长向她描绘了本地新能源项目发展飞速，“大干快上”的态势，然后反问她道：“美国的情况怎么样？”她只好说，我们目前还比较慢。然后中国市长笑道：“那你们就慢慢干吧！”（OK，take your time.）说到这，格兰霍姆女士一脸的自豪，“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再被动！”（We are not passive.）

综合格兰霍姆女士的讲演，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过去经常讲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美国当前的能源政策是，一方面，利用其页岩革命获得巨大成功的优势，保持美国全球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者以及全球第一大LNG出口商的地位，形成对OPEC+的对冲优势，保持对欧洲的强大出口，替代原来俄罗斯在欧洲的市场份额。你能想象吗，美国2023年石油产量净增6600万吨以上，天然气产量净增550亿方以上，美国去年油气的增长量超过1亿吨，相当于一个中型的OPEC国家的产量，在清泉后来与耶金博士的交谈中，耶金如此强调。

另一方面，格兰霍姆强调，通过IRA（通胀削减法案），美国将新能源产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达到“10辆有其1”，CCS（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处于世界领先，而且美国现在正在加速发展地热产业，新能源给美国增加了至少600个大型工厂，增加了数十万的就业……“成功一个接着一个，增长一个接着一个”，她强调。

（耶金先生的开场致辞）

“政策制定者应该放弃‘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想。”

—— 沙特阿美CEO阿敏·纳瑟尔（Amin Nasser）

沙特阿美CEK纳瑟尔的演讲是一如既往的“大实话”。他用“fantasy”（幻想）来形容当下的能源转型。他强调，能源转型正在失败，由于未来几年世界对化石燃料的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政策制定者应放弃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想"。“从现实来看，由于目前的能源转型战略与严峻的现实相冲突，它们在许多场景下都以失败告终。"

纳瑟尔先生特别强调了全球能源转型面临的五个残酷现实：

首先，过去二十年全球在能源转型方面投入了数万亿美元。但直到现在，替代能源仍无法大规模取代碳氢化合物（化石能源）。截至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合计供应量不到世界能源的4%，电动汽车的总渗透率不到3%。相比之下，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在21世纪几乎没有下降，只是从83%下降到80%。事实上，全球石油需求去年超过1亿桶/日，今年还会有进一步增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潜力很大，目前石油消费量从每人每年不到1桶到略低于2桶不等。相比之下，欧盟人均年消费石油量为9桶，美国为22桶（3吨左右）。

其次，尽管替代方案（发展非化石能源）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贡献，但其效果远不及能源效率提升等手段。过去十五年，仅效率的提高就帮助全球能源需求减少了近9000万桶/日的石油当量，相比之下，风能和太阳能的贡献仅替代了1500万桶/日的石油当量。在美国，尽管从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很大帮助，但实际上2/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是由于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带来的。

第三，世界上大多数人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替代方案”。例如，尽管氢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氢气的价格折算成桶油当量的话，仍然在每桶200至400美元之间，而石油和天然气即便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仍然便宜得多。而电动汽车比普通内燃机汽车的成本要贵50%（可能是指全球平均水平，在中国，电动汽车的综合成本已经低于同一档次的燃油车）。第四，全球南方国家获得的清洁能源投资只有总量的5%，尽管它们占据着全球人口的85%。第五，能源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被“泛政治化”了。加剧了负面和不满的情绪。

“我们收购先锋公司是为了使我们的规模更大、更可持续、更低成本、更好降碳以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 埃克森·美孚CEO伍德伦（Darren Woods）

本届能源周以丹尼尔·耶金（大会金牌主持，全球能源界顶尖战略学者）先生与埃克森美孚公司CEO伍德伦先生的对话开场。耶金先生也毫不客气，一上来就问“与雪佛龙就Hess（赫斯）公司勾兑得怎么样了？”（背景是，雪佛龙公司2023年10月初宣布以近6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知名独立石油生产商Hess公司，其核心是看中了Hess公司在南美圭亚那的深水资产群，而该资产群的作业者是埃克森美孚公司。近期，埃克森美孚公司表示要对雪佛兰确定收购的Hess公司权益资产行使“优先权”，或将导致雪佛龙公司的收购功亏一篑。）伍德伦先生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主要还是为了保护项目现有合作伙伴在该合同中的权益。”

综合耶金与伍德伦的对话，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伍德伦重申，在“更多分子与更多电子”的能源转型战略之间，埃克森美孚公司还是追求更多分子，也就是说，公司将持续专注于发展石油天然气、CCS、氢能和氨气等分子产业，而非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电力（电子，电气化）产业。这与上届能源周上，伍德伦先生的表态如出一辙。二是在提及公司为何收购先锋公司（Pioneer）时，伍德伦表示，先锋公司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公司资产质量很好，“合并之后，公司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公司作业的环境会进一步友好（通过注入更多的二氧化碳更早实现净零，预计2030年就能在二叠纪实现净零），在二叠纪盆地的作业规模更大，也更能保障能源安全，这是一个互赢的案例”。三是公司赞成IRA（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巩固了公司在CCS方面的领先地位。

（耶金先生与中国石化总经理赵东）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氢气生产商。”

—— 中国石化总经理赵东

在与耶金先生的对话中，赵东先生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第一氢能公司，我们正在大规模生产和使用氢气。中国石化的目标是达到年产400万吨氢，约占中国总量的12%左右，他强调。一个情况是，我们正在建设加氢站，主要是将中国石化现有的加油站进行改造，使其成为“油气+氢+充电”业务的综合一体化能源服务站，截至目前，中国石化已经建设了128座加氢站，主要用于对大型车辆的加氢。

去年，中国石化在新疆库车投运了一个大型氢能一体化综合利用项目，产能规模3万吨，目前年产量已达2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绿氢项目，所产生的绿氢主要用于替代附近炼厂的灰氢。未来，我们还会建设规模更大的10万吨级的绿氢项目，以及用于长距离输送氢气的管道，比如内蒙古至北京的管道，赵东先生表示。

“当我们废除A系统时，B系统最好已经在那了！”

——道达尔集团CEO潘彦磊

耶金先生与潘彦磊的对话以道达尔集团诞生100周年开始，耶金先生对道达尔集团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潘彦磊表示，我们诞生于伊拉克，从“从土耳其石油”一路走来。（大多欧洲大型石油公司第一桶金要么来自中东，要么来自亚太，要么来自拉美。比如，bp于1904年发家于伊朗，一开始被称为“英波石油公司”；壳牌发家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岛屿，从事与海上石油贸易相关的生意，所以称为“Shell”（贝壳）；而道达尔发家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石油勘探和开发。）

综合潘彦磊先生的观点，主要有：我们是世界三大天然气及LNG的生产商供应商之一，我们将重点从俄罗斯的北极移到了美国的德克萨斯，我们在德州的新能源装机总量已达5GW；我们在巴西的作业者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差不多10个FPSO（海上浮式液化油气生产储卸装置）正在工作，我们还在苏里南和纳米比亚等深水进行作业；欧洲的碳价总是让我们觉得不那么“舒服”，2023年差不多100欧元/吨，2024年呢，50欧元/吨？

整个过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潘彦磊对“系统A”和“系统B”的阐述。他表示，系统A（System A）就是现在的80%为化石能源的系统，系统B（System B）就是净零时代的80%为非化石能源系统，这两个系统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And”的关系，他强调。这与中国当下强调的“先立后破”实际上是一回事。

“在欧洲，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是一回事！”

——壳牌公司CEO魏思旺（Wael Sawan）

在与耶金先生的对话中，魏思旺强调，“业绩、纪律和简化”是我们所追求的。在被问及“在发展目标和客户导向”之间是如何取舍时，魏思旺表示，我们更多地关注商业客户，我们可以与之协同，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是B2B世界最大的能源销售商。如果我们有什么担心的话，我认为最大担忧是我们设定的到2030年的20-30%净碳强度下降目标，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使用的是2021年报告中的20%（而这可能不会让客户们感到满意）。

在被问及红海危机对壳牌有什么影响时，魏思旺表示，“几乎没什么影响”，石油公司有很多手段可以把影响降低最低，例如可以通过与其他伙伴进行商品互换（Swap）来解决此问题。在被问及“你不担心液化天然气过剩吗？”时，魏思旺表示，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对合适价位液化天然气的巨大潜在需求。我认为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等地，还会有大量新的需求，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周已经发生，他如此强调。

最后，魏思旺表示，对于欧洲，其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实际上是一回事。言下之意，在巨大的地缘政治冲突面前，面对主动放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需要高价进口的美国天然气，保障欧洲的能源安全似乎只剩下能源转型这条路了，唯有更彻底的能源转型才能保障欧洲的能源安全。

“如果氢能够交易，我们一定会交易它。”

—— 贡沃集团CEO

为不可预料的情况做好准备，这是全球大宗商品巨头贡沃集团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Torbjorn Tornqvist先生在本次大会上提到的观点。他强调，即便是一年、两年以后的全球市场都很难预料，因为现在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非常高。所以只能做好自身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准备，不去贸然单边下注。如今的石油市场上，OPEC+（欧佩克+）已经成为市场之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市场平衡器作用；化工品市场，因为一些地区炼厂的提前退出，导致市场供应较为紧张，产能利用率比较高，但也只是短期的情况。

Torbjorn先生并不看好绿氢项目，贡沃也将陆续退出三个氢能项目，他认为从绿电到绿氢，价格增长了四倍左右，是无利可图的。但他对未来参与氢能的运输和交易持开放态度，能够赚钱，有力可图是他们唯一的商业标准。“如果氢能够交易，我们一定会交易它。”他最后表示。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生产力工具，既有好的，也有消极的。”

——比尔·盖茨

本届能源周邀请到的最重磅、最具影响力的嘉宾恐怕就是比尔·盖茨了，当天中午的会场可谓人山人海，都想目睹一下盖茨的风采。正如耶金先生所介绍的，盖茨先生是剑桥能源周的老朋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能源周的高端对话了。此次对话，重点讨论了人工智能的问题。盖茨先生的主要观点有：

——“我们可以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建模技术来观察等离子体动力学，在你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上，人工智能都是大大的提升。实际上，现在的实验数据和模型是匹配的，因为这些模型在捕获这些方面非常丰富，你通常知道它们在等离子体本身中的混沌动力学。所以你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个神奇的短语，你已经想了很多，我想你已经描述了。”

——“你的眼睛足够明亮，你希望好人拯救你“兴奋的围栏”，你希望拥有一个与进行网络攻击的坏人一样好的人工智能。因此，人工智能是一种生产力工具，既有好的、强烈的，也有消极的、猛烈的。确实有些事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仅仅因为你看到的打字文本，它可能是假的。要知道，你可以使用25年前的Microsoft Word和激光打印机，看看它，哦，它看起来很有效，但它也可能是无稽之谈。”

——“我想说的是，至少在十年内，人工智能的后端容量将受到芯片制造商或这些电力供应的某种组合的限制，以及以后所有的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速度。”（言下之意，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受到算法的影响，而算法的尽头是电力，油气是清洁电力的发展速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其实，本届能源周上类似的“金句”还有很多，清泉只是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而已。例如，记得有位发言嘉宾说道：“某位非洲国家能源部长说过，你让我们脱碳，你得先让我们用上碳。”很尖锐、也很深刻。还有一位嘉宾在谈及能源转型时，说了一番颇具哲学意义的话：“如果你走得太远，你会觉得很孤单；如果你走得只是那么一点点远，则你有很多同行者。”

另外，与疫情之前、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的近五届剑桥能源周上中国一直是大会热议对象的情况不同，近两届能源周上，与会嘉宾谈及中国的次数明显减少，但观点也明显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过于强大，欧美国家不能过分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去风险”；另一派则认为，除了中国，欧美同行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如此全面、如此高效、如此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可以依赖，应该保持与中国的合作。

本届能源周上，涉及中国议题的分论坛至少有三场：一是在一场“多维转型背景下国家石油公司的战略”的对话中，中国石油（CNPC）的代表分享了中国石油作为一家国家石油公司和一家国际化的国家石油的“双重角色”，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方面的故事。二是在另一场“全球煤炭：可负担性，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不可能三角）”的对话中，来自国家电网的代表分享了中国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并网的故事。三是有一场关于“中国能源的未来：平衡好多维转型”的早餐会，来自中国海油、北大能源研究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能源政策中心的专家就中国的能源问题发表了见解。当被问到“最后请三位专家概括一下当下中国能源产业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时，哥大的专家率先表示：一是中国国内要停建煤电项目，二是中国要特别关注甲烷排放的问题，三是构建中美能源互信关系；北大能源研究院的专家表示：一是进一步加快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二是进一步优化现有能源系统（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系统成本还比较高），三是加强能源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海油的专家表示：一是加快能源行业的改革，二是改变心智模式（Open-minded），三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总之，自信的美国，矛盾的中国（指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很矛盾），对立面的俄罗斯，被动的欧洲，期待的全球南方，争论中的氢能，被热炒的AI，风暴般的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高度重视的能源安全，几乎每场必谈的能源地缘政治与“不可能三角”……构成了本届能源周的生动画卷。

（本文主要观点来自第42届剑桥能源周，若有出入，以能源周的英文表述为准。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先联系“清泉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