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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至15日,第二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继2014年奥巴马政府召开首届峰会以来的第二次。清泉查了一下天气,华盛顿这几天的气温已低至零下15度左右,不知道这些来自非洲热带地区的领导人衣服带够了没有,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啊,希望他们不要感冒,更不要得新冠。

根据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网站公布的信息,此次美—非峰会主要有八大“共同价值追求”:

——更好地促进新的经济交往。

——加强美国—非洲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

——减轻COVID-19和未来大流行病的影响。

——协同工作,加强区域和全球卫生。

——促进粮食保障。

——促进和平与安全。

——应对气候危机;以及

——扩大与海外侨民的联系。

49个非洲国家和非盟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峰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在整个峰会期间与非洲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

第一天的会议议题主要是暖场和小型论坛,主要包括:贸易和投资;健康和气候变化;和平、安全和治理;以及空间合作等。第二天是美国—非洲商业论坛,重点是增加双向贸易和投资。来自300多家美国和非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私营部门领导人与各代表团团长举行了会议,以促进关键领域的投资,包括卫生、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综合企业和数字化。当天晚上,拜登总统在白宫招待所有50位代表团团长及其配偶共进晚餐。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是本届峰会的重头戏,领导人之间进行高级别圆桌讨论。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似曾相识之感?不错,美—非峰会的议程设计和召开形式基本上是抄了另一家的“作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机制始于2000年。2006年,这一机制升格为元首级。2006年11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3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和48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团团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分别出席了峰会和部长会。2018年9月3-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再次隆重召开,40位国家元首与会,会议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对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规划,展现了中非携手实施“八大行动”、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增效的坚定意愿,描绘了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蓝图。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大国博弈对抗日益加剧的时期,非洲地区也成了域外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了。除了中非、美非峰会,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也曾召开过与非洲的“1+N”峰会。但非洲就是非洲,人类是从非洲一路进来。非洲虽不发达,但有其独特的精气神。

第一,历史上,非洲大陆一直是老牌欧洲列强的领地,基本上没美国什么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大约150年的历史几乎就是非洲大陆遭受欧洲列强殖民和掠夺的历史。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帝国殖民时代开启;英国在非洲的第一个殖民地是19世纪60年代的博茨瓦纳;比利时20世纪初开始在刚果、布隆迪和卢旺达殖民。截至目前,仍可以将非洲按照语言大致划分为英语区非洲、法语区非洲、葡语区非洲(如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以及阿拉伯语区。北非地区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苏丹、利比亚、突尼斯等均属于阿拉伯世界。

若论目前域外大国对非洲的影响力,首推法国。目前,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有多达26个,几乎占据非洲54个国家的“半壁江山”。这些国家多位于西非和中非地区,其中不乏油气资源等非常丰富的国家。因此,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能源长期以来一直是非洲各油气资源国的座上宾,其权益油气储量、产量和资产价值一直位列全球五大石油巨头之首。

当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开展得如火如荼时,美国一直独善其身,并未染指该地区,当然,二战之前,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也使得美国对非洲这一“贫瘠落后”地区看不上。美国实质性进入非洲是在冷战期间,彼时,为了遏制苏联在全球,包括在非洲的战略攻势,美国开始与非洲接触。因此,就域外大国对非洲地区的介入时间而言,美国属于后来者。

第二,中非合作历经两大阶段,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对非援助,改革开放后主要靠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中国与非洲结下的深厚友谊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非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和诉求,相互认同的政治觉醒和民族自立自强,是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石。特别是在对非援助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大规模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以派出医疗队、为当地建设体育馆友谊宫和机场等为代表的慷慨援助,确确实实赢得了广大非洲国家的好感和信任。包括后来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就是这种“援助红利”的直接体现。这种红利持续到现在依然在。去过非洲的中国人对此深有体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企业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非洲地区由于良好的双边关系、相对优惠的合同条款成为中国企业率先瞄准的投资和工程承包作业目的地。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讯产业、矿产资源开发、石油天然气与新能源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工程承包额、为当地纳税额、惠及的人口数、促进当地工业化水平能力提升等诸多指标上名列外国投资者前列。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非新增的直接投资42亿美元,是2003年的56倍。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存量已经超过了434亿美元,投资遍及50多个非洲国家。尽管中国是对非洲投资的后来者,但是已经成为了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超过3500家中国企业扎根非洲投资兴业。如果把中资企业直接在境外发生的滚动投资计算在内,则中国企业在非的累计投资预计可达1000亿美元以上。

另外,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五个非洲国家分别是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而美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前五大国家是毛里求斯、塞舌尔、尼日利亚、加蓬和马拉维。

第三,法国、中国、俄罗斯在非洲均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美国对非的经济影响力不如中国。前文已经说到了法国在非洲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对于非洲20多个国家而言,法国都是“宗主国”,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也很强悍,在关键敏感时刻往往发挥着决定一国政局走向的“指挥棒”作用。比如,2008年发生的乍得反政府武装对首都恩贾梅纳军事袭击,差点让当时的代比政府下台,最严峻的时候,反政府武装离首都只有不到50公里。要不是驻扎在恩贾梅纳的法国军队出手相助(据清泉驻扎在乍得石油项目一线的同事讲,眼见法国武装直升机升空后,反对派武装知道法国开始干预了,他们没戏了。),代比的总统之位恐不保。还是乍得,2021年,代比总统“战死”疆场,马克龙是唯一出席代比葬礼的大国总统,并帮助乍得稳定住了政局。除了乍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等非洲国家也具有类似的影响力。

俄罗斯在非洲的战略布局也不容小觑,其在非洲的行动主要体现在军事上。据外电报道,俄罗斯在2020年12月与苏丹签订条约,决定在苏丹临近红海沿岸建立一座租期25年的军事基地。该基地规模虽然有限,但却是普京亲自签发命令建设的。截至目前,俄罗斯已沿苏丹、南苏丹、中非、喀麦隆乃至马里一线,正在打通其非洲势力范围,俄罗斯的行为引起了法国和美国的不安。

上文也已提及,中国在非洲拥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特别在经济领域,2021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达2543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其中非洲地区对华出口1059亿美元,同比增长43.7%。中国已连续12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在非洲的独特影响力是长期培育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拥有坚实的基础。

第四,中美在非洲地区的竞合应摒弃地缘政治博弈的旧思维,其实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还真不少。此次美—非峰会上,美国承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给非洲价值高达550亿美元的援助金,推动该地区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但按照以往实际情况来看,美国人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这550亿美元预计是未来几年美国在非洲地区的总投入,其中的大头还是商业投资。

美国人应该知道,非洲地区一直以来并不太平,2021年,非洲陆续发生7场政变,造成近20年来少有的大动荡;非洲地区这几年往往是疫情、恐情(恐怖活动猖獗)、选情(大选时期也是政变易发期)和困情(经济社会发展极度落后)相互交织的混沌状况。美国人决意趟一趟非洲的“浑水”,说白了还是要与中国在非洲展开战略竞争。因为在一个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时代,非洲地区也不例外。

但是,非洲地区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中美两国竞争的战略核心。记得拜登上台后不久曾说过,中美之间“该竞争就竞争、该合作就合作、该对抗就对抗”,如果这样,那么清泉以为非洲地区应该属于两国“该合作就合作”的领域。比如,在投资领域,中美可以联合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在安全与利益保护领域,双方可以共享经验,打造更加安全的投资环境;在治理领域,双方可以为当地提供不同的管理模式;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方面,双方还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效应,共同推动非洲地区的绿色清洁发展。

(非洲地区油气情况)

其实,在油气领域,双方的企业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22年11月23日,由中石油、意大利石油(ENI)、埃克森美孚(美国)、莫桑比克当地公司、葡萄牙和韩国伙伴共同投资建设的东非莫桑比克4区科拉尔特大型天然气及LNG项目先期工程成功投产,标志着东非地区自2010年取得世界级天然气大发现以来,首次实现天然气产品外运,为2022年动荡起伏、供不应求的全球天然气市场注入稳定力量。

总之,中国在非洲兼具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力,是几代中非双方人民通过真诚合作和互助换来的,不是通过一两次峰会就能解决的,我们要有这个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

(本文观点仅代表清泉个人。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先联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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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陆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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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国际能源战略学者,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目前供职于某大型央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cCombs商学院交换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曾分别在在中国石油伊拉克项目和苏丹项目工作数年,熟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业务。2006年至今主要从事战略管理、政策研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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