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我国领导人在2021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此种负责任的表态，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是我国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做出的重大而庄严的承诺。

的确，随着人类认识到温室气体效应和气候变暖给全球带来的巨大破坏作用，从化石能源彻底转向非化石能源，以及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标志能源转型开始变得势不可挡。这种情况下，煤电项目（燃煤发电）由于其“双高”（高污染、高能耗）特点，而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我国因拥有全球第一的境外煤电项目投资与建设市场份额，持续成为美欧环保人士、政客和“非化石能源信奉者”们竞相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加上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欲和中国这样新能源迅猛发展的大国争夺低碳绿色发展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便是“打压”我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煤电项目，将之形容为“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碳转移’‘碳渗漏’”。今年以来，美国政府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先生已两次到访中国，对我境外投资煤电项目继续施压。

显然，我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正式宣布停止建设境外煤电项目，既是我们主动把握人类必将进入低碳和零碳经济时代的脉搏，而采取的主动之举；也是大国竞争加剧和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持续博弈形势下，中国的主动应对之举。

那么，我国及相关国家投资和建设境外煤电项目现状到底怎样？我国停止境外煤电建设项目，对一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境外煤电投资和建设产业是就此消亡还是由其他国家承接？其实，这是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1//  中日韩是境外煤电项目市场的三大主要玩家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2013年至2020年，中、日、韩三国资金占全球境外（相对于母国而言，下同）煤电投资的95%以上，是全球境外煤电项目的主要融资方和建设者。其中，中国资金的占比超过全球的一半。

然而，随着全球减碳形势的变化，2021年韩国、日本已经相继放弃投资境外煤电项目。4月22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领导人气候峰会宣布，韩国将终止对境外煤电项目的公共投资支持。6月13日，包括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G7）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同意在2021年底前停止为境外煤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停止对所有海外化石燃料项目的支持。

如今，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的境外煤电项目融资方、投资者和承建者。“全球煤电公共融资追踪”（Global Coal Public Financing Tracker）的数据显示，在建境外煤电项目中，中国的融资规模高达5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日本为174亿美元，排名第三的韩国为58亿美元。

据“财经十一人”公众号的调查信息显示，近年来，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股权投资、金融支持、工程总承包、设备出口等方式积极参与境外煤电项目，其中印尼是中国海外煤电项目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绿色和平“海外煤电投资数据库”，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各种形式在海外参与投资建设的煤电项目总装机量为257.7GW，其中印尼有32.9GW。

过去几年，直接参与境外煤电项目投资的中资企业包括华电集团、大唐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原神华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等，此外，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山东电建、中国成达等若干电建单位还参与了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以华电集团为例，华电是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事煤电项目投资与运营的头部企业。其在境外的煤电项目投资主要集中的印尼和越南，主要包括：印尼巴淡燃煤电站、印尼巴厘岛燃煤电站、印尼玻雅燃煤电站和越南沿海二期燃煤电站等。这些项目的装机容量接近4GW。

（华电在印尼巴厘岛的煤电项目）

2//  印度或将是未来境外煤电项目的主要承接方

有报道和有专家乐观估计，一旦中日韩等国停止对境外煤电项目的融资和建设，未来全世界范围内新增境外煤电项目将出现指数级下降，全球将进入新能源发电时代。

现实情况真是这样吗？未必。

实际上，除了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意在实现民族复兴、回归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中大国在义无反顾推进能源转型和迈向“零碳”经济以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展指数比较靠后的贫困国家，依然是采取“现实主义”的原则，结合本国资源禀赋和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的在开发和利用能源资源。而且，在能源品种利用上，呈明显分化现象。

虽然，一些发展基础相对比较好的东南亚国家和新兴国家，如泰国、巴西，相继出台政策，将本国的能源发展方向向可再生能源靠拢，这些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对于欧美和中日韩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但是，对于非洲、拉美、中亚、南亚等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煤炭资源充足的国家而言，继续依赖外来投资开展本国煤电项目建设，恐怕是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持续不断的现象。要知道，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外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基本不用承担能源转型和低碳环保的压力。

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既然中日韩和美欧已经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下一个“接盘者”会是谁？印度。战略上，印度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美欧的支持、综合国力的相对雄厚、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以及要和中国一较高下的心态，必然要驱动印度走向前台，取代中日韩成为全球最大的境外煤电项目承接者。战术上，印度国内的煤电产业能力、装备制造水平近年也在快速的提升。目前，对于30万千瓦级别这样的中小型火电项目，印度已经完全有能力承建，印度完全可以模仿中日韩和美欧曾经的境外煤电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模式，学习曲线会大大缩短，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日韩承接美欧，印度承接中日韩，仅此而已。印度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境外煤电项目建设者，将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即便中国宣布了不再建设境外煤电项目，由印度等有能力国家承接的境外煤电项目也不会停止。

3//  我国停止建设境外煤电项目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产业是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承载，不能因为煤炭的碳强度高的特点而否定其在人类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

缺少了外部投资、技术、管理和装备的支持，很多发展指数靠后的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节奏无疑将会放缓。再加上新能源产业迟迟难以发展起来，这些国家将与“零碳”经济时代的差距越来越远。

要知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蓬勃发展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做支撑。但大部分国家没有中国、欧洲和美国那样的电网设施基础，可再生能源大发展是依赖电网的规模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火电组成的基础电网网架，没有中欧美那样的电网基础，更不要说特高压所需要的规模效应。现在要大规模发展新能源，不知让发展中国家从何而起？好多新概念新模式在中国都没有落地，更甭说发展中国家了。中国是发达的火电支撑了电网的稳定性，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复制不了。

说到底，以煤炭和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是一种廉价的、稳定的、安全的、供应充足的能源品种，人类对其利用已经有了“路径依赖”。要让全人类历经300年而陆续构建起来的“现代化石能源开发与利用体系”短时间里被完全替代，其难度可想而知。（有专家预计，能源转型与替代的成本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比如，在中国，要彻底替代化石能源体系，大概需要重新投资1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中国的年度GDP总量，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有类似的替代成本规律。）

清泉以为，能源转型还是要讲究“宜煤则煤、宜油则油、宜气则气、宜核则核、宜风光电则风光电”的多元开发与利用原则，不搞排他性的一刀切，不搞激进式、“180度大转弯”式的变道。“速度太快容易冲出跑道”、“容易被带进沟里”。在转型过程中，明智的做法就是加大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而且是效益可行、成本可控的创新，把化石能源开发与使用过程中的“碳强度”降下来，彻彻底底地降下来，这才是唯一的正途。

我们常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面对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这样的大转型、大变局，则“能源转型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企业或一个中小型发展中国家头上，就是一座山。”希望“走出去”从事境外煤电项目投资建设以及参与项目融资的中国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们，能适应新常态、新政策，加速迭代升级，维持低碳环保时代下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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