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业内外人士已经注意到了，今年5月28日，我国主要领导人在两院院士大会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石油天然气、基础原材料……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将“石油天然气”放在亟待解决的科技攻关的首要领域，这在领导人的讲话或报告中尚属首次，体现了中央对石油天然气产业“卡脖子”技术攻关的高度重视。其背后是，卡脖子技术不解决，国内油气生产和供应量就上不去，或经济产量就得不到提升；其更深的含义是，在大国博弈加剧和中美战略竞争更趋激烈情况下，高层对我国能源安全、特别是居高不下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关注，以及对可能的“断供”风险的担忧。

在我国，能源安全更多时候表现为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安全。我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新能源发展空间大。煤炭基本不需要进口，风光电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在当前能源转型加速的情况下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近年来一直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35亿吨油当量）28%左右的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六成以上的量却要靠进口。

按照7月8日刚刚发布的2021年度《BP能源统计报告》，2020年，我国消费原油6.692亿吨、天然气3306亿立方米，国内原油产量1.948亿吨、天然气产量1940亿立方米，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0.9%和41.3%。上自政府高层、下至平民百姓，对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供应安全的关注度持续增加。

但细心的人士可能会发现，自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开启中美“破冰之旅”近半个世纪以来，中美从未在能源和能源供应问题上爆发过“冲突”。从1993年我国成为净进口国开始，将近40年时间，油气安全供应一直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用组成部分，且重要性不断增强，期间经历了数次中美关系的低谷和敏感时期（如1995年，1999年，2009年），但美国基本没有拿我国能源安全说事。即便是2017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持续走低之际，美国也没在油气进口与贸易、油气海上或陆上运输通道上卡我们的脖子。

这是何原因？是美国战略界没有认识到能源安全对中国这样一个对手的重要性？还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日后再说？都不是。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美国战略界人士研究得比中国同行要深得多。那为何美国迟迟不对中国打“能源安全牌”？换句话说，我国能源安全外部环境并未因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而恶化！原因可能有这几个方面。

1//   我国能源安全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已经发生本质变化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保障海外石油供应和能源安全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为此不惜投入巨大资源保障中东、中亚、美洲和非洲地区局势的基本稳定，并投射军事力量在全球大型油轮经过的重要水道派兵驻扎，当今世界七大油气运输咽喉要道（如波斯湾霍尔木斯海峡、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大多为美国所控制。全球化时代，美国在为全球其他油气进口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更重要的保护自身的能源安全通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重点油气进口国也一直“享受”着美国提供“公共产品”。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18年已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油气进口国。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需要，中国大型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去”，拓展海外投资与贸易市场。2010年之前，中美两国在获取海外石油天然气资源上呈现的是竞争关系，或者说竞争大于合作。中美、欧洲、日韩以及后起之秀印度等重要经济体作为主要买方，中东、俄罗斯、拉美和非洲等资源国作为主要卖方，逐鹿油气市场的“蛋糕”，是那一时期全球能源的“结构性”特点。

但近十年来，这种结构被打破，原因是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兴起。页岩革命的成功，使得美国实现了曾经遥不可及的“能源独立”梦想，使得美国重回全球第一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国的地位，使得美国从进口方摇身变为出口方。2019年，美国页岩气产量6815亿方，占总产量9209亿方的74%；以页岩油为主的致密油产量3.74亿吨，占总产量7.47亿吨的50%。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美国将成为仅次于俄罗斯和沙特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油气出口国。自然，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的广阔市场，是美国油气出口商们不能忽视的。于是，中美在能源领域由“竞争者”转变成“合作者”，呈现出较强的互补关系。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订了总价值超过25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大单，依然历历在目。其中最突出的合作成果是，中国石油（PetroChina）与美国最大的LNG出口商切尼尔公司签订了总价值（合同期内）超过百亿美元的购销合同，并已经开始执行。

可以说，由于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带来的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是美国对中国一直没有打“能源安全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不妨站在美国的视角对此做一分析。

一是犯不着。在美国看来，犯不着因为油气供应而和中国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那样可能会使得美国面临彻底退出东亚和南海地区的风险。二战以来，美国致力于保持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在全球确保唯一的、排他的战略威慑力和影响力。若美国冒险切断中国的海外油气供应，势必挑起和中国的正面冲突、甚至爆发战争，一旦美国没有赢得战争，即便打个平手，此举也会导致美国退出东亚和南海，不得不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变成一个退守大西洋的地区性大国，从而导致美国“绝对”衰弱。

同时，美国也犯不着因为切断对中国的油气供应而变相切断对韩国、日本、台湾等美国盟友的油气供应。犯不着因为切断对中国的油气供应而同时断了沙特、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等亲美产油国和BP、埃克森美孚、壳牌等欧美石油巨头的主要收入来源。

二是卡不住。相信美国的战略界慎重评估后会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真实状况虽“敏感”，但不“脆弱”（具体可参见“清泉能源”2018年5月的微文：中国当前的能源安全：“敏感”但不“脆弱”）。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虽然高达70%，但由于丰富的煤炭资源，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并不高，只有不到15%，也就是说，中国一直将能源安全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即便是石油，随着中国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七年行动计划”执行效果的显现，国内原油产量依然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保持2亿吨，天然气高峰产量将会达到2400亿方左右，这样的生产和供应水平基本满足了极端情况下，中国关键领域用油用气的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油气供应安全状况虽然敏感，但不脆弱，不至于动用额外战略性力量或让渡核心利益去保障。

再者，通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在其西北、东北、西南和东部海上构建起“多元化”的油气进口和贸易体系，中国能源企业已经深度地参与了中东、非洲和中亚等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与合作，也就是说，中国当前多元化的海外油气供应体系具有相当的“坚韧性”。即便美国成功切断中国的海上供油通道，但达不到彻底对中国“断供”的目的。 

三是海外油气供应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杀手锏”。想打击和遏制中国，美国手里的牌很多均比油气好使。比如台湾问题，比如南海问题，比如芯片和高科技问题。在信息化智能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油气的战略性和政治属性已大大降低，在美国看来，油气供应问题尚担当不了遏制中国的“杀手锏”。

其实，自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暴跌、全球油气市场进入新周期以来，供需宽松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石油和天然气一直处于“供应过剩”的低景气周期。加上2020年以来的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带来的经济显著复苏，中国的油气消费市场已成为全球重点油气出口国竞相瞄准的对象。

以沙特为例，今年3月21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2021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既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公司CEO阿敏﹒纳瑟尔（Amin Nasser）在视频连线时表示：“确保中国能源需求的持久安全是我们最为优先的目标，不仅仅未来五年是这样，未来五十年甚至更久都是这样。”这应该是沙特阿美这一对华最大的石油出口商（之一）首次进行如此“给力”的表态。这肯定不是纳瑟尔先生一时的心血来潮。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全球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沙特必须绑定中国这个市场。美国都已经能源独立了，欧洲的用油量在急剧减少，印度虽然是进口大国、但尚未堪当大任，沙特的石油不卖给中国，还能卖给谁？

不光是沙特，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土库曼斯坦、卡塔尔等对华油气出口大国均持有与沙特类似的心态。一直以来，油气出口额占上述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70%左右，其中伊拉克一度达到90%以上；油气出口收入占本国GDP的比例高达30%左右，其中伊拉克接近50%。油气收入依然是上述国家的“命根子”，而中国成了它们的“救世主”。

再者，随着能源转型的加速，化石能源风光不再，油气资源的价值正急剧“枯萎”，从近年来全球石油公司的市值徘徊不前甚至大幅缩水的现象可见端倪。全球重点产油国和出口国也在积极调整策略，让本国的地下资源尽快“变现”是上上之策，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从今年以来拜登新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能源—气候”外交已成为美国重振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支柱，也已成为美国打压中国、并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新领域。

可以看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已成为拜登政府对外战略和安全事务的重要议题之一。拜登政府将“能源—气候”问题纳入了高级政治的范畴，并将气候变化政策贯穿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从维护美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长期战略出发，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对待和参与全球气候合作，设定了更高的气候治理目标，赋予气候外交更多的战略意义。拜登各种多双边外交场合多次强调，美国应该领导全球清洁能源革命。美国试图通过回归全球气候治理，利用国际多边合作，影响和主导盟友、伙伴及其他国家，重新掌控和确立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低碳经济的话语权。

可以预见的是，在能源转型和碳中和背景下，美国不仅会对中国的碳排放提出更严苛的要求，还可能会利用环保标准设置障碍，给中国的海外投资与合作制造麻烦和障碍。例如，将“低碳牌”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攻击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煤电项目。

当然，有个别国家一直觊觎我传统能源安全的“弱点”，一直想利用这一点来遏制我国。比如印度，一直想凭借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给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制造麻烦。对此，我不能不有所反制。其实，中印两国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有很大合作空间，而印度挑衅带来的中印对抗，却让“亚洲溢价”一再得逞，让一些资源国和美西方国家笑弯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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