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有一本薄薄的、旧的不像样的《石油与安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题论文》（Oil and Security），英文原版面世于1974年，是瑞典人——博·黑恩贝克先生写的。我手中这本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76年，跟我的年龄一般大，算是上了历史的“古书”。

商务印书馆在本书前言的一段“出版说明”，现在读来很有意思——“本书作者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观察讨论石油问题的，因此，作者只字未提中东石油、中东战略位置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关系，闭口不谈美苏争霸是当前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相反却认为‘石油危机’最终会危及世界安全。作者完全漠视第三世界团结起来运用石油（包括其他原料）武器就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正义性。”

如果我们稍微回忆一下4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世界格局，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段出版说明的“政治正确性”。1975年前后，西方世界正经历1973年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对它们发起石油禁运后，国家经济发生严重滞胀的痛苦，彼时，国际油价短短数月内翻了两番，由3美元/桶左右直线上升至12美元/桶，“石油武器”由此名震天下。

彼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全方位开展“争霸赛”，苏联处于“战略攻势”，大有超过美国的势头。在东方，中国与美苏两个大国依然“交恶”，“两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依然占据主流，尽管中美关系那时已大大缓和，但尚未建交；中苏1969年发生珍宝岛战争后，70年代中期依然处于敌对状态。彼时，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可能，那个时代的大国博弈和国家纷争，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1//   1970年代中期：研究“石油安全”的黄金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中期研究“石油安全”正可谓恰逢其时、适逢其势，石油安全成为那个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发达消费体最为关注的重大国际经济政治问题之一。自然而然，那一时期对“石油安全”这一议题的研究，也是最深入最全面的。清泉发现，有关能源地缘政治、石油政治、石油安全的重大理论创新以及重要著作，基本上是那一时期密集出台和出版的。甚至很多彼时名震天下的国际关系学大师，比如肯尼斯·华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吉尔平、约瑟夫·奈等，在他们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等扛鼎著作中，无一例外均对“石油政治”“石油安全”进行了论述。那一时期，是研究“石油安全”的黄金时代。那一时期的学者在石油安全上的研究深度是当今学者难以比拟的，至今无法超越。

上世纪90年代后，“石油安全”的话题在西方日趋寂静，但这一话题却在东方日渐火了起来。近20年，在中国高层和石油界，对能源问题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可能是唯一）就是能源安全问题。而能源安全的核心恰恰是石油安全（含天然气安全）。我国当前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但实际上，我们讨论石油安全的方法论和理论依据依然是西方学者业已建构的那一套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石油安全”的问题至今无法破解，可能也难以做到一劳永逸地解决。毕竟，石油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是国家安全在能源领域的体现。只要人类还将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作为主体能源，只要石油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持续下去，只要国家安全是主权国家首当其冲关心的核心问题，“石油安全”问题将伴随着国家安全持续存在下去。

这里有必要在提及一下该书作者所在的单位——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SIPRI是瑞典研究和平与安全等重要问题的学术机构，也是全球顶尖的研究和平与安全的智库。该研究所是在瑞典前首相塔格·米尔达的倡议下，于1966年建立的。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技术军备竞赛、军费和武器贸易、化学武器、裁军和军控谈判与建议，以及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制定国家战略规划和安全政策提供建议和咨询报告，对北约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经费由瑞典议会提供，每年1700万克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SIPRI已经成为全球十大战略之路之一。毫无疑问，SIPRI出具的关于“石油安全”的研究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本书正是此类报告之一。

那么本书的核心观点到底是什么。读罢此书，清泉认为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石油安全将取决于世界石油体系中不同的利害集团，包括石油生产和输出国（简称“产油国”）、石油输入和消费国（简称“消费国”）以及跨国石油公司所采取的政策的性质。这三个集团推行各自的政策，它们之间就会出现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模式。已经形成的竞争力量可能大大超过合作力量而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通常是重于对全球应负的义务”。

这一段话由于翻译的缘故，可能有点拗口，通俗一点讲，就是三层意思：一是产油国、消费国和跨国石油公司是世界石油体系的三个主要利益集团，或称为三个主要玩家；二是这三个玩家之间的互动，它们之间是侧重于竞争与对抗，还是侧重于合作与共赢，直接决定了石油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三是当前（1970年代中期）来看，这三个利益集团之间，特别是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抗大于合作，这给石油安全带来严重挑战，因为石油安全属于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是国家考虑的首要因素，国际义务居于其次。

2//  问题的核心：产油国、消费国、跨国石油公司三大集团各自内部关系及它们之间的“三角关系”

本书有一章专门研究产油国、消费国、跨国石油公司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清泉认为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黑恩贝克先生强调：“人们常把国际石油业说成是一出三个角色演出的戏，那就是：石油生产和输出国、石油输入和消费国以及跨国公司，而第三个集团（跨国公司）在前两者之间起着缓冲或中间人的作用”。

作者认为，产油国、消费国、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包含两层关系：这三个利益集团各自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三角关系”。

三个利益集团各自内部的关系，具体就是产油国之间的关系、消费国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已十分了然，产油国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就是OPEC各个国家内部的关系，以及在冷战时期表现为OPEC国家与前苏联之间的关系，后来转变为OPEC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2016年之后，多了一个“维也纳联盟”，即以沙特为首的OPEC国家与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之间的关系，也称“OPEC+”；2020年这一轮超低油价以来，随着美国变成了潜在的油气出口大国，也加入了“OPEC+”，出现了美俄沙三股力量互动的局面，形成了“OPEC++”。

消费国之间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之前，更多体现的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成为全球重点油气进口国，逐渐演变为中美两国消费大国之间关系；下一步有可能逐步转变为中印两个仅有的十亿人口规模大国之间的关系。另外，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消费国之间的关系，可惜，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缘故，三国之间在能源进口与消费上尚未形成实质性的协同，导致“亚洲溢价”持续存在。

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前有“七姊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海湾石油、德士古、BP和壳牌），后有“五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BP、壳牌和道达尔）。近几十年，逐步演变成三个国际石油公司群组，即：五大石油巨头（IOC），这是一个超级群组，它们的影响力至今无与伦比；国际化的国家石油公司（INOC）是另外一个群组，最近三十年，亚洲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马来西亚国油、印度国油等，表现抢眼；独立石油公司是三个群组，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康菲公司等均属此类。它们之间彼此互动，对全球油气市场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最为典型的便是这些公司相互组成“石油财团”（联合作业体）在产油国动辄进行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投资，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些发展中产油国的政治经济格局。

另一个层次的关系是产油国、消费国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三角关系”。具体表现为三组关系：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产油国与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消费国与跨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三组关系比上一层三个集团各自内部之间的关系更复杂、更吸引眼球，石油安全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就是这三组关系之间出现不平衡导致的。

本书作者对这三组关系一一进行了阐述。

在探讨产油国和跨国石油公司关系时，作者认为这几方面事态的发展将对这一关系发生重大影响：一是石油合作区块的范围；二是东道国参加外国石油公司在本国经营程度或对外国石油公司资产的国有化；三是石油合同条款，这些条款与石油价格密切相关；四是东道国的石油政策和财税政策。

在探讨跨国石油公司和消费国之间关系时，作者强调必须把消费国区分为两类来讨论，一类是自身拥有跨国石油公司的国家（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另一类是没有这种石油公司的国家（日本）。对于第二类，其国家政府和石油公司的关系往往是严格限定于商业范围；但对于第一类，则既要看政治因素，又要看商业因素。比如，对于美国这样的母国而言，在处理与埃克森、美孚等美国石油公司的关系上，一方面要防范这些公司私下相互联合，通过反托拉斯法案，防范美国石油公司建立石油卡特尔；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些公司的海外经营遭遇“挫折”时，比如遭遇产油国的强行国有化时，能够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给予支持。这是一段极其精彩的分析，对当前中国政府如何处理与石油央企的关系，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谈及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关系时，作者认为，这两个集团充满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其格局大多是由每一方的集团内部发展状况决定的。作者特别指出，产油国之间的统一战线，加剧了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冲突倾向，这种倾向在1973年末和1974年初石油供应发生短缺期间明显表现出来，当时掀起了一阵消费国同产油国签订双边协议的热潮。

3//  发达消费国之间的联盟，加剧了消费国集团与产油国集团之间的对抗，导致石油安全的问题更为严重

本书第四章讲到了“合作与冲突的可能性”。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面对阿拉伯产油国抱团取暖、咄咄逼人的态势，受到“石油武器”伤害的发达消费国们坐不住了，它们在美国的领导下召开了“华盛顿能源会议”。

1974年2月11~12日，尼克松总统邀请主要的石油输入和消费国齐聚华盛顿，召开“华盛顿能源会议”，13国代表与会分别是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英国、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卢森堡、加拿大和日本。

会上，法国作为最后接受邀请的国家，对召开这个会议的幕后意图提出了质疑。这样在法国持保留意见下，其余12国还是达成了一致，并形成公报。公报要点如下：（1）设立一个高级小组，专门研究世界能源形势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些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配合；（2）在限制需求、紧急情况发生时，石油资源的分配、能源供应多样化以及促进能源的研究和开发等问题上进行合作；（3）在由当前的能源局势引起的货币和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4）跟产油国和别的消费国发展合作性的多边关系；（5）建议石油储备机制。

可以看出，1974年的“华盛顿能源会议”为后来的国际能源署（IEA）成立奠定了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法国和此次会议唱了反调，但后来IEA总部还是设在法国巴黎。

华盛顿能源会议达成的共识，受到来自OPEC等产油国的抵制。本书提到，OPEC成员国，特别是OPEC中的阿拉伯产油国，对消费国之间抱团取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它们认为那种合作是针对它们的一种挑衅，因此必须以更强硬的方式予以还击。比如，1974年1月，时任沙特石油大臣谢赫·亚马尼警告消费国，不要建立同产油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集团，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以上是该书的几个侧面和清泉的一些思考分析。该书最后还谈到替代能源的问题，读来很有意思。例如，书中简要介绍很多种新能源和新技术：油页岩、沥青砂、煤的液化和气化、核能（核聚变）、地热、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海洋温差、生物质能、氢能、甲醇。

当清泉看到“氢能”这个字眼，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好笑的是，其实4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在谈论氢能这一现在大多数业界人士称之为“未来能源”“终极能源”的能源，中石化日前还在公司董事长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氢能战略研讨会。其实，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氢能就已经被讨论和利用，氢能利用技术在那时就已经日趋成熟。好气的是，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氢能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不仅氢能，上面提到的这几种新能源、非化石能源，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实际上非常缓慢，人类使用便宜充足的化石能源的惰性还在。

最后，再回到“石油安全”这个话题。前几年，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提出的“4A”能源安全观颇具代表性：

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具体到石油，就是指油气储量、开采技术、经济价值和储采比等客观因素影响油气是否可利用。

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具体到石油，就是指石油地缘政治、运输通道安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水平等影响因素能否阻碍油气的获得。

环境的可接受能力（Acceptability），具体到石油，就是指油气利用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否阻碍环境的可持续。

能源投资成本的承受能力（Affordability），具体到石油，就是涉及油气的勘探、开发、投资成本，消费者是否可承担油气产品的价格。

说一千道一万，4A也好，5A也罢，石油安全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本书重点分析的产油国、消费国、跨国石油公司三者之间的互动问题。产油国有资源，消费国有市场有金融有制度有军事力量，跨国石油公司有技术有管理有人才，只有这三者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石油安全才能实现“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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