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这是数年前的一篇写我父亲的文章。当时他正遭受病痛和手术的煎熬，有天晚上，在老爷子病床边照顾他时，趁他睡着，写了下面这些文字。谢天谢地，老爷子现在依然健在，精气神还不错。也籍此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11月20日上午十时许，正参加公司与某兄弟能源央企的一个关于国际化经营管理的交流会，会议安排我向对方人员介绍本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与管理的做法与经验。就在这时，手边的手机屏幕亮了，远在老家当医生的五堂哥发来一条短信：“如泉，你爸爸今天胃镜检查初步诊断胃癌，病理已送南京检测，结果下周二出来，目前请耐心等待”。

怎么可能？！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此信息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我发言的节奏，我感到讲话腔调突然变了，有点语无伦次，几乎说不出话。领导和同事们也发现了我有点不正常，关切的眼神提醒我这正在进行重要的交流汇报。我意识到了我的失态，立马调整心绪，回过神来，继续剩下的发言。

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已近十二点，电话过去问了五哥关于父亲的具体病情，然后又迅速打电话给大姐、二姐和母亲，大姐在电话那头不断啜泣，好在母亲还比较平静，我一边听她们叙述病情，一方面关照她们不要着急。

父亲在第一时间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令我们都感欣慰的是，老人家心情比较放松，一直在跟我五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已经“了手”（“了手”指已经将子女养大成人，自己已经开始颐养天年），这点“小病”不算什么。父亲平和的态度和心情给全家人带来了莫大的安慰。经与家人商量，当天下午便决定让父亲来京手术和治疗。几天后，病情已确诊。接下来便是紧张的联系医院、身体检查与手术事宜......期间，父亲的音容笑貌，他的坚韧与厚重的品格、他的严厉，以及作为这个家庭的支柱，他对家人的责任和担当，不断地浮现，不断清晰，又不断让我视线模糊，刻骨铭心。以致妻子有次将我从梦中推醒，问我“发出什么怪声？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样子！”我说刚刚梦到我父亲了。

父亲的“主业”和“辅业”。我老家在苏北农村。父亲初中毕业（上世纪60年代初，初中毕业算是我们村的“秀才”了）后师从我的伯父学医（爷爷在父亲6岁时便已病故，长兄如父，是伯父首先学中医，望闻问切、治病救人，并将手艺教给了他的几个儿子和我父亲）。出徒后，便一直在老家的乡镇医院从事中医，时间一长，已经是十里八乡较为“有名”的老中医。好几次，父亲退休后从北京住一阵子回到老家后，还是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让父亲“望闻问切”，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先生，你从北京回来啦！”。很遗憾，父亲的这门好手艺我没学来。

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次我从镇小学放学去父亲的诊室看他时，他的屋里还有乌泱泱的病人等待治疗。父亲当时走在街上时，几乎每个碰面的人都要和他打招呼，“陆先生早！”“陆先生好！”。作为跟随的“尾巴”，我也顿时觉得“伟大”起来。这种自豪感一直陪伴着我的成长。父亲的病人大多是种地的农民，他们对父亲治疗的感激之情就是偶尔带几个地里的香瓜、二三斤梨或斤把小鱼小虾来表达。父亲肯定是舍不得吃的，于是，我和姐姐便经常尝到这些“纯天然绿色无污染食品”，这也成了我们儿时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说起父亲的“辅业”，作为儿子，我更加骄傲，也更是“望尘莫及”。父亲竟然会纳鞋底和织毛衣！纳鞋底我是亲历了：小学时，每逢临近春节，父亲晚饭过后，便拿出锥子、针线和我母亲为他准备好的鞋底（通常是由3~5层构成），开始纳起来，锥子（针锥）先在头发上撩一下（携点头油），然后钻穿鞋底，针线接着上，一气呵成、有条不紊、程序井然，这样三个晚上基本能纳一双鞋底。父亲纳的鞋底线路非常整齐，用力很到位，非常结实，穿在脚上非常得劲。可惜当时少不更事的我，并不以此为豪，却很奇怪，别家为什么是妈妈纳鞋底，而我们家却是爸爸呢。至于织毛衣，我只是听姐姐和亲戚跟我提过，我自己并未亲眼所见。后来慢慢懂了，父亲是为了帮母亲分担，才自学自会的。

父亲的节俭和慷慨。父亲的“吝啬”和节俭是出了名的。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不乱花一分钱，为了节省3毛钱，他可能会来回走路5公里而不愿搭乘汽车，没买自行车之前，就依靠“11”路车（自己的两条腿）每天往返于家和单位。记忆里，父亲的衣兜里所放绝对不会超过1元钱，所以，遇到朋友借钱，他双手一摊，说“我口袋里就5毛钱”，久而久之，大家知道他“吝啬”，就很少有向他借钱的了。

父亲自己一个人时，从不下馆子，偶尔去县城开会时，公家管饭则好，公家不管饭就饿着、忍着，等到回家再吃。父亲的一句口头禅便是“钱要用在刀口上”。也难怪，父亲当时的工资就几十元，母亲工资很低，需要抚养三个孩子，需要处理人情世故，经济压力确实大，不节约、不从嘴里省点抠点确实不行，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物质匮乏时期的一个正常现象和“缩影”。即便现在，父亲也很少花钱，属于“多挤奶、少吃草”的老黄牛，见我们“乱花钱”时，也常常干预。长期以往，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也成了我们家的家风。

但父亲又是慷慨的，有时候“大方”得出奇。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老家那一带兴起了“买户口运动”，当时政府发布了一个政策：属于农村户口的人员可以通过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每个户口指标通常是2万元左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是父亲当时年收入的10倍左右），在县城里买到一个城市户口的指标，以便于未来的招工和就业（现在看来，这项政策的“剪刀差”，完全是对农民的盘剥）。父亲为了两个姐姐将来能够顺利就业，连续替二姐和大姐买了户口，花光了家里当时所有的积蓄，还不得不向亲朋好友借了一部分。按照老家“重男轻女”的新风俗，“女孩子是别人家的人”，充满“传统思想”的父亲本可以剩下这笔钱的，但父亲还是“大方”地将钱花了。此外，父亲对我们三个姊妹的教育投资、营养消费几乎是有求必应。他常常安慰我们：“钱钞如狗屁”，颇有“视金钱如粪土”的豪情。

父亲的担当。父亲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操碎了心，其责任感和担当堪称“父爱如山”。至今让我铭记在心并震撼不已的有两件事。一是胸膜炎的故事。这是母亲给我讲述的父亲扛着二姐上下班的故事。由于爷爷奶奶过世早，母亲当时在村里的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文革时期），无暇照看二姐，在医院上班的父亲工作同时便又承担起“超级男保姆”双重角色。每天上下班扛着二姐走近5公里的路，上班期间把二姐托给住在医院周边的老乡照看。遇到下雨下雪天，道路泥泞易滑倒，常常是带着一身泥水回到家。由于不堪负重，但又必须坚持，父亲有次真的病倒了，一诊断是胸膜炎，大夫说这病就是累出来的。

二是50岁生日的故事。当时已经读高二的我清楚记得父亲生日那天晌午先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了一盒鱼肉，只待了一会儿，又着急忙慌地走了，边走边说“你二姐的招工正值关键时期，我得抓紧去县卫生局咨询相关情况。”而彼时彼刻，家里亲朋好友已上桌，七大碗八大碟已摆好，鞭炮声隆隆，却一直未见父亲露面。父亲就这样过完了他的50岁生日。值得欣慰的是，父亲60岁和70岁生日时，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他也已经开开心心地与大家把酒言欢，接受大家的祝福了。

父亲的“严厉”和“惧内”。父亲总体上属于好脾气的男人，但据母亲说，父亲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大。在我们姊妹三个眼里，父亲非常严厉，特别是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种近乎“偏执狂”的严苛，为此我和两个姐姐在小时候没少挨过父亲的揍，特别是我是父亲的重点关注对象，子女三个当中，我是挨揍比较多的。父亲严厉得让我们惧怕，每逢父亲值班不回家，我们就觉得轻松自由得多；父亲一回到家，我们总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战战兢兢。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特别是50岁以后，父亲的锐气少了许多。初中以后，父亲便再也没有揍过我，他知道我长大懂事了。另外，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很好。他基本主外，但没有大男子主义，记忆中很少经受父母吵架的“煎熬”，造就了我们健康快乐的心智。

父亲的“惧内”有点好笑，特别是在他喝酒的时候。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喝点酒，只要条件允许，父亲几乎是每天都要自斟自饮三两左右，甚至家里只剩下咸菜的时候，父亲也会来上一杯。而我母亲常常在这时扮演着“提醒者、限制人”的角色，时常提起我父亲不要喝多。遇到开心和心情放松的时候，父亲酒兴会大发，常常自言自语“再喝一杯”。他一边斟酒，一边斜眼看着我的母亲，如果母亲此时神态自若，父亲就会将酒杯斟满；如果发现母亲皱起了眉头，就斟半杯，非常“自觉、知趣”。在一旁看着的我们常常忍俊不禁。

父亲的“三句话”。在我上大学之前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要靠自己”，当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很深，只知道父亲要求我必须搞好学习，必须保持班里的“名列前茅”。后来逐步理解，父亲说这句话有着深深的无奈：农村的孩子，草根家庭，想要在社会上立住脚，不靠自己还能靠谁呢。这其实就是英语里那句“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谚语的意思。这句话现在已常常挂在我嘴边，也是我常常对女儿所说的一句话。

上了大学，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学有所成，健康成长”。我清楚记得，上大学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是父亲寄来的，信的最后一句便是“祝我儿学有所成、健康成长”。以后，父亲来信的末尾基本都是这样一句话。“学有所成”这几个字也成了我嘴边的常用语，经常在勉励师弟师妹们时提起。

工作以后，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公私分明”。近几年，父亲常常来京，我也会跟父亲说起我的工作，临了，父亲总不忘嘱咐一句“要公私分明啊！”。

父爱如山，父亲以他的坚韧、担当和温情赢得了我们做子女的深深爱戴！

2015年12月9日，北京肿瘤医院，晚七点。经过3个多小时的手术，父亲成功度过他一生中最大的“健康难关”，主导的主任医师也很给力到位，手术切除比较顺利。被医护人员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父亲已经清醒。我知道，父亲的这一关已经算是胜利度过。毕竟，73岁高龄的他，已经不起什么折腾。

愿父亲早日康复。

（2015年12月10日凌晨于北京肿瘤医院外科楼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