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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左右美沙两国关系的一直是两大要素:石油和安全,特别是沙特王室的安全。我们知道,美国和沙特两国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共同点,尽管存在巨大的分歧,但实际上自1930年代初以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就有“特殊关系”长达60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国建立了一个以沙特石油为基础的“契约”,以换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保护,这就是所谓的“石油换安全”。美沙这种“特殊”关系绝对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制度之间,美沙两国在很多领域仍存在极大的矛盾和分歧。
 
要知道,沙特阿拉伯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公民社会”,实际上,该国由沙特王室与一个高度保守的宗教团体“合作经营”,拥护一种被称为“瓦哈比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神学。沙特家族与瓦哈比教义的联盟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
 
1932年,现代沙特的立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King Abdulaziz,也称伊本·沙特)陆续击败整个地区的对手后,正式建立了王国。1933年,国王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即如今的雪佛龙公司)签署了一份“特许经营权”,允许该公司前往沙特东部寻找石油。
 
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为何把勘探石油的特许权独家售给了美国公司?直到1970年代后期,其背后原因才从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1950年,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与国王会晤的备忘录)中得知。当时,威胁到沙特王室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苏联扩张带来的威胁,二是来自统治约旦和统治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室势力攻击。据这份备忘录里讲,后者才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主要关切。
 
当时,约旦及伊拉克王室势力对刚刚立国的沙特虎视眈眈。他们在1920年代被阿卜杜勒·阿齐兹赶出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后,一直怀恨在心。为了应对哈希姆派(Hashemite)的威胁,阿卜杜勒·阿齐兹便想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并以赠款方式紧急获得武器。还有一个情况必须说明的是,英国当时也表示可以和沙特结成类似的同盟,但阿卜杜勒·阿齐兹不信任英国,因为英国也是伊拉克哈希姆家族的主要支持者。而且,阿卜杜勒·阿齐兹允许美国在东部达曼建立空军基地,“以表明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对两国都至关重要。”
 
1938年,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Casoc,阿美石油公司的前身)在达曼首次获得重大发现石油。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Casoc公司美方员工及其家属基本都撤回了美国,沙特的石油几乎未得到开发和外输。但也正是二战,使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认识到石油在赢得战争及战后推动美国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开始从政治上重视沙特的石油,相关政策在向沙特倾斜。为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罗斯福总统甚至宣布了“捍卫沙特阿拉伯对捍卫美国至关重要”,而这使许多从未听说过沙特的美国人感到惊讶。
 
美国重视沙特石油的另一佐证是,美国海军部长威廉·诺克斯(WilliamKnox)在1944年3月告诉国会,战争使美国政府对石油的供应极为担忧。他强调,“为美国的安全和保障提供更多境外的石油资源”将成为战后美国的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美国开始重视沙特阿拉伯的理由。
 
1944年,Casoc更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简称阿美石油);1948年,另外两家合作伙伴,埃克森和美孚,加入阿美公司联合体(有关阿美公司的历史,可以参见清泉上篇文章:阿美(Aramco)与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发展简史)。实际上,阿美不仅是一家石油公司,它更是沙特阿拉伯的美国政府代理人,也是推动沙特迈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推手。
 
 
1945年2月,罗斯福总统在停靠在埃及海域的美国“昆西号”巡洋舰(USS Quincy)上,会见了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有关此次会面及其相关信息,可查看清泉此前的文章:石油权力与沙特石油权力的源起)。这是一次为两国关系“定调”的重要会议,两国在本次会议上建立了“特殊关系”。但据后来解密文件,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不是石油,而是巴勒斯坦。阿卜杜勒·阿齐兹担心美国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国王坚决反对的,他真正希望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国家。这说明,巴以问题自那时开始便有了,该问题直到今天仍没有解决,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看不到该问题解决的希望。
 
1948年,阿美公司在沙特抱得“金娃娃”——发现了迄今为止仍是全球最大油田的加瓦尔(Ghawar)油田。Ghawar油田已探明可采储量高达1700亿桶,占沙特石油储量的60%以上。该油田于1951年投产,目前的日产量水平仍保持在500万桶以上(年产2.5亿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美公司一直掌控着沙特的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外输销售等环节。1971年,英国从波斯湾撤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区的真空,为防范苏联势力的侵占,华盛顿迅速弥补了这一真空,开始负责保护阿拉伯海湾国家通往美国的油路。
 
1973年,沙特领导了阿拉伯国家抵制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供应石油的活动,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石油武器”震惊全世界。这导致油价翻了两番,从每桶3美元升至12美元。沙特的石油收入从1973年的85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350亿美元。有了钱,沙特加大从美国购买坦克和飞机力度,并加强军事基础设施的投入。美沙军事关系不断发展和提升。
 
以上便是美沙“石油换安全”特殊关系的来龙去脉。
 
 
1973年以后的美沙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共同利益期:1973~1992年
 
1973年以后,美国对武器销售激增,美国在沙特的军事设施大规模启动建设,沙特也成为美国境外石油的第一大供应国。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沙特国王哈立德实际上冒着不惜与所有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决裂的风险,在向美国提供低价石油(美沙“特殊关系”在此次石油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彼时,考虑到美沙特殊关系和自身安全,沙特仍“偷偷”向美国供应廉价石油)。特别是,为了帮助卡特连任竞选成功(可惜没有成功),沙特一度将供应到美国的油价降低到比其他生产商的价格低6~7美元/桶。
 
以1973年为例,美国当年石油消费水平1731.8万桶/日(年消费8.33亿吨),而产量水平1094.6万桶/日(年产5.15亿吨),缺口3.2亿吨左右,缺口的部分主要来自沙特。当年,沙特的净出口量在3.5亿吨左右。
 
乔治·H·W·布什(老布什)执政期间,特别是1990~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两国关系密切程度达到顶点。法赫德国王允许布什总统向沙特派遣50万名士兵以保护该国并解放科威特。当时沙特感受到了伊拉克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因为沙特怀疑萨达姆是否会真在科威特打住,而没有进一步侵略沙特的计划。
 
 
二、缓慢恶化期:1992~2001年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美沙关系发展得不太顺利。克林顿对沙特阿拉伯不感兴趣。正如时任沙特驻美国大使苏尔坦亲王(Bandarbin Sultan)所说那样,克林顿与沙特人起步非常糟糕,两国关系一直处于“自动驾驶”状态。1998年秋天,当时的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后来的国王)亲赴华盛顿,试图恢复和提升两国关系。阿卜杜拉王储会见了所有当时在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负责人(1988年,沙特已全面接管阿美公司),并说:“我们已再次开放。”他邀请这些石油公司重返沙特。沙特将开放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领域以及石油相关领域,但美国大石油公司后来均未成功重返沙特。此过程中,美沙两国石油企业成立了三个国际财团,涉足美国的下游市场,其中两个由埃克森美孚领导。
 
 
三、布什政府的“9·11”阴霾:2001~2008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上台后,与沙特阿拉伯的交往也不是很顺利。沙特对小布什寄予厚望,因为他们与老布什的关系如此好。正当沙特人满怀希望增进两国关系时,“9·11”发生了。
 
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是沙特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是沙特人,即使他当时已被剥夺了沙特国籍。几乎每个美国人对沙特的态度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那时,瓦哈比教义在美沙关系中才第一次成为一个问题。沙特瓦哈比派被视为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恐怖分子的资助者。美国国会和媒体都在争论沙特是敌是友。为什么有这么多沙特人参与其中?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FBI)在沙特驻美大使馆内扣押了班达尔亲王所有的财务文件,以追查沙特资金在美国境内的流向。美国怀疑沙特人在资助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或原教旨主义者,追踪沙特人在美慈善组织的活动。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沙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回过头看,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沙特感到很受伤。原因在于,美国把把萨达姆赶下台,大大削弱了伊拉克的力量,并且战后伊拉克政府由什叶派掌权。这客观上造成了伊朗在本地区的快速崛起。从而大大加剧了什叶派大国的伊朗与逊尼派领头羊的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战略对峙本来没有必要或没那么严重。沙特人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的海湾地区力量平衡被美国打破了。从沙特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法理解小布什在想什么,以及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伊拉克战争之后,沙特停止了与美国石油公司的谈判,转而求助于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的石油公司来开发天然气田,并在下游炼化产业进行合作。沙特一度决定不再购买美国飞机,美沙军事合作受阻。
 
另外,2003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企,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叫苦不迭,小布什政府希望沙特增加产量以平抑油价。问题是,沙特人已经基本失去了对石油市场的控制。即使他们每天增加近200万桶的产量,也对油价也产生不了实质性影响。到2004年美国大选时,油价已涨至每桶50美元,而到2008年时,油价已经达到147美元的历史高点。
 
可以看出,小布什的第二任期,这个已在美国和沙特实施了数十年的“石油换安全”契约——沙特以合理(低廉)的价格向美国提供石油,而美国为沙特提供了安全保障——基本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状态,不再起作用。美国成了沙特在海湾地区不安全的最大外部因素,而沙特也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向美国提供石油。美沙“石油换安全”关系的基础已严重动摇。
 
四、奥巴马时代(2008~2016):虎头蛇尾
 
相比之下,奥巴马总统在与沙特的交往中开端良好,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执政的前期对海湾地区局势的表态基本符合沙特的立场,奥巴马说的是沙特渴望听到的话。比如,在对待巴以问题上,奥巴马要求以色列必须保持克制。这也导致奥巴马执政时期,美以关系一直不瘟不火。
 
但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叙利亚危机和内战出现,俄罗斯强势干预叙利亚,美国这一时期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则显得相对保守和温和。彼时,美国支持达成伊核协议、与伊朗关系缓和、不干涉叙利亚危机等种种决策,令美沙同盟关系跌至谷底。沙特国王萨勒曼对美国公开表示了不满,2015年他联合多个海合会国家首脑缺席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海湾峰会”。2016年奥巴马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沙特时,沙特国内主流媒体竟无一报道。
 
当然,“石油因素”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对维系美沙关系并未发挥重要作用,“石油换安全”的契约已被抛在一边。其背后有一重要原因是,奥巴马及民主党精英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石油换安全”作为一种“旧模式”,并未得到奥巴马政府应有的重视。
 
 
五、特朗普时代(2017年以来):“石油换安全”似乎重新回归
 
2017年5月20日,特朗普在上任百日后开启了他的首次出访。而且,他打破美国总统上任后首访加拿大、墨西哥等近邻的惯例,带着妻子梅拉尼娅、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的非正式顾问)、女婿库什纳(白宫高级顾问)和时任国务卿蒂勒森等政要,直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特朗普上台后,大肆批驳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给外界的感觉是,“凡是奥巴马赞成的,就是我特朗普反对的”),主动加强与沙特、埃及、以色列等中东主要盟友的关系,上任伊始就相继与这些国家领导人会面。特朗普首访第一站选择沙特,对沙特的重视程度更是不言而喻。为投沙特所好,特朗普还“用心良苦”地竖起“反伊朗大旗”。上任之初,特朗普就对伊朗态度强硬,并要求重估伊核协议。在此访中,特朗普在会谈和演讲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伊朗的憎恶。特朗普在伊斯兰世界—美国峰会上的反恐演讲中,谴责伊朗是“地区恐怖主义和不稳定的根源”“加剧地区教派冲突”。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公开表示,加大对沙特军售意在助其抵御“邪恶的伊朗的影响”。
 
另一方面,特朗普为了消除沙特对其“石油自给”言论的芥蒂,以签署石油合作协议等大单的姿态向沙特表明:美国仍需要沙特雄厚石油资源的支持。
 
有关美国与沙特“眉来眼去”的分析,还可以查看清泉此前的文章:萨勒曼国王震动全球的“三板斧”:想让沙特政权“千秋万代、一统伊斯兰世界”!
回顾美沙近80年的“特殊关系”,“石油换安全”始终是一条主线、一个脉络。只是不同美国总统和不同沙特国王交往过程中,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和两国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这条脉络时而清晰、时而暗淡而已。总体而言,可以发现,近三十年来,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比如老布什和特朗普),美沙同盟关系相对友好和强化,而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比如克林顿和奥巴马),美沙关系则在走“下坡路”。究其背后的原因,也可以看出有“石油”的因素,要知道,美国石油巨头一直与共和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也是美国“石油政治”的一大特色。
 
(参考资料:The U.S. and SaudiArabia Since the 1930s -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09/08/the-u-s-and-saudi-arabia-since-the-19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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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陆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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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国际能源战略学者,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目前供职于某大型央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cCombs商学院交换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曾分别在在中国石油伊拉克项目和苏丹项目工作数年,熟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业务。2006年至今主要从事战略管理、政策研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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