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利用出差路途上的时间，匆匆忙忙翻看了一位伊朗裔英国学者Hossein Askari写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in the Persian Gulf”英文原版书。书名可以翻译为《合作殖民主义：波斯湾的石油政治经济》。

全书不算厚，共分五章，第一章讲述了发现石油之前，波斯湾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章到第五章，作者按照历史的时间轴，分别讲述了1900~1945年（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发现和生产）、1945~1979年（二战后的石油生产，OPEC问世及其权力的实施）、1979~2001年（动荡和混乱期）、以及2001至本书出版前的2013年（新世纪以来的情况）这四个阶段，波斯湾地区石油政治经济的演变。既有大国博弈的刀光剑影，也有外国石油公司与产油国政府的爱恨情仇，更有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对该地区摧腐拉朽式的改变，还有作者所做的一些数据详实、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读罢使人受益匪浅。这里做一简要梳理。

 

首先，将近120年的海湾石油政治经济史，实际上就是用“石油”这一战略物资来全面重塑海湾8个国家，将其由一战前贫穷、落后、且由宗教和部落控制的小农经济社会，改造成为富有、独裁、且普遍是“压迫式统治”的国家。作者不断提及的“海湾石油政治经济”圈，主要就是波斯湾沿岸的8个石油生产国，即两伊（伊朗、伊拉克），和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六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波斯湾、阿拉伯湾、海湾实际上是一回事，是目前全球油气储量最为丰富的地区，在伊朗等波斯人后裔眼里，它是波斯湾；在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人眼里，它是阿拉伯湾；在域外国家眼里，为了两不得罪，干脆将其称为“海湾”。

 

在发现石油这个具有里程牌意义的事情上，波斯湾八国的情况分别是这样的：

 

伊朗，1908年5月26日，发现商业油流，发现者是英国人威廉·达西，达西发现石油后，交由央格鲁—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APOC，BP公司的前身）继续开发。

 

伊拉克，1927年在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发现商业性油流，发现者是土耳其石油公司（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及其最大的股东APOC。

 

巴林，1932年5月31日，在巴林南部发现商业油流，发现者是SoCal（Standard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加州美孚石油公司（雪佛龙石油公司的前身），后来，该公司在波斯湾创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即阿美石油）。

 

科威特，1934年前后发现石油，发现者是APOC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成立的合资公司。

 

沙特，1938年3月3日，在沙特东部的达曼（Dammam）发生商业油流，发现者是SoCal。

 

阿联酋，BP石油公司于1957年年初在阿布扎比发现石油，与道达尔石油等联合签订了为期60年的租让协议，直到2017年才到期。

 

卡塔尔，1939年年底发现商业油流，发现者是“卡塔尔石油联合体”（六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BP、壳牌、法国石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的前身）、美孚和古本江基金）。

 

（阿曼发现石油的时间，该书没有提及）

 

其次，何谓“强势殖民主义”，何谓“合作殖民主义”，作者给予了充分的分析和解答，并指出，上世纪50~70年代是波斯湾石油政治经济由“强势殖民主义”走向“合作殖民主义”的转折期。所谓“强势殖民主义”，是清泉的一个意译，书中指的是“effective colonialism”（直译为“有效的殖民主义”）。通读全书，有效的殖民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列强对波斯湾地区的“强势殖民”时代。

 

强势殖民时代主要从二十世纪早期的石油发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真正的结束或许一直到1960年OPEC的成立，甚至延伸至70年代阿拉伯国家对美欧发起的石油禁运。这一时期，虽然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是石油生产大国，但跨国石油公司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决定着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条款，产油国要么接受、要么就放弃（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个中最为典型的要数APOC在伊朗的石油开发，要知道，伊朗是该地区石油生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书中强调，APOC等欧美公司这一期间完全控制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石油勘探、生产和利润分成。石油公司没有与各国分享最基本的商业信息，例如损益表。而且，对产油国的石油抵制和军事干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这些公司在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政府”全力支持下运作。

 

所谓“合作殖民主义”，实际上是自二战以后，一方面欧美国家已经认识到石油这一物资在经济发展乃至战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加上波斯湾等亚非地区国家在战后的民族觉醒，使得欧美石油公司及其背后的西方政府懂得不能再通过“强势殖民”的方式，粗暴且几乎无偿的占有波斯湾的石油资源。西方国家认识到，它们需要与波斯湾这些君主制国家进行合作。个中最典型、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就是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沙特立国之父伊本·沙特在埃及地中海的美国军舰上达成的两国结盟协议。这是“合作殖民主义”的开始，也是“石油换安全”（沙特给美国提供廉价且充足的石油，换取美国对沙特政权安全的保护）这一策略的首次使用。

 

另外，作者认为，之所以能够从“强势殖民主义”过度到“合作殖民主义”，是因为一直以来，欧美石油公司和支持他们的西方国家政府习惯于与绝对统治者（君主制）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与腐败的强人达成交易比对人民负责的代议制政府更容易。因此，为了支持他们的公司，西方政府以稳定、石油自由流动和看上去还不错的油价的名义支持这些独裁专制政府。当然，为维护政权的稳定，这些君主制政权往往对民众施以别国难以企及的福利和好处，以便麻痹和削弱民众的反抗精神。其实质是，外国政府以“稳定”的名义加大对专制统治者的支持，以遏制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尽管在民众眼里，外国政府和本国的独裁者已经沆瀣一气了）。这种情况下，强势殖民主义演变为合作殖民主义。

 

再次，作者认为，两伊在波斯湾石油政治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中自成体系，并拥有各自特点；而GCC（海湾合作委员会）这6个国家，基本属于一个模式，就是不断“讨好”英国和美国这一前一后的域外大国，通过“石油换安全”这一方式求得君主政体的稳定。作者认为，伊朗在这8个国家中是最与众不同的，因为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没有被殖民化，伊朗在二十世纪早期曾进行过宪法革命，并且除了石油之外伊朗还有其他资源，包括生产性农业用地和水资源。还有伊拉克，二十世纪初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而创建的伊拉克虽然不像伊朗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几千年来，伊拉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直拥有悠久的历史。

 

而波斯湾的其他六个国家都是“人造”的。 首当其冲是沙特家族（Al-Saud）征服了阿拉伯的所有其他部落，发现石油之前，沙特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的“朝圣支出”。其他国家只不过是人口稀少的荒漠酋长国，只能靠捕鱼和养殖珍珠实现自给自足，比如当年的卡塔尔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大量石油储备的流入，今天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无疑将不会获得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因非石油禀赋和历史沉淀而可能表现更好的国家，现在的情况却比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的情况更糟。如果没有石油，两伊可能会更好。

 

第四，在控制波斯湾百年石油政治经济方面，前50年属于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后50年属于美国，英国对待伊朗、伊拉克等被殖民的产油大国，其态度和处理方式往往显得粗暴；而美国则“狡猾”和柔和得多，也更为海湾产油国所认可，最为典型的就是美沙石油关系。外国势力，最初是英国和沙皇俄国（俄罗斯），在伊朗均有战略利益存在。俄罗斯关注的是进入波斯湾温暖的海域和贸易路线。英国希望控制波斯湾作为保护其重要殖民地（主要是印度）和保护其全球贸易路线的手段。因此，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大国将这些国家完全视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

 

但石油逐渐改变了这一情况。随着波斯湾在全球经济和地缘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自上世纪50年代后，美国加入了这一地区的角逐，并逐步取得英国成为这一地区真正的“离岸平衡手”。正如前面提及的沙特和美国签订的“石油换安全”的联盟协议。美国一开始依靠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后来依靠伊拉克（80年代），作为其在波斯湾的“安全警察”和代理人，后来与这两国又相继闹翻。1991年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大规模存在，直至今日。

 

当然，在波斯湾，美国的另一支柱就是沙特。美沙关系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要知道，即使在1973年底至1974年初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期间，沙特还在暗地里向美国海军提供石油燃料。

第五，在关于现代石油经济和传统伊斯兰教义的相互影响上，作者认为石油这一“上帝的诅咒”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正统的伊斯兰教义，因为在作者眼里，伊斯兰教义本质上是“公平公正”和“正义”的。作者的观点是，在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教中，为了确保社会所有成员的财产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受到国家或社区的保护，公平地用于本地区的所有民众，以正义为基础。统治者和任何其他团体都不应该获得不成比例的好处。而且，在伊斯兰教义看来，制度、规则和规则执行是社会的基础。作者同时失望地表示，虽然伊斯兰教在宣扬正义和公平分享自然资源的利益，但石油已经颠覆了所有这一切。石油已经“无孔不入”，渗透到了这些社会的各个细胞、政治和经济结构，而这些都与伊斯兰教义毫不相干。

 

而且，作者认为，独裁统治的持续存在给波斯湾国家公民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低迷的经济表现；令人反感的收入分配和贫困；以及普遍的不公正。结果，我们看到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异议和绝望。民众的怨恨越来越多地针对压迫性统治者，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瞄准外国支持者。2011年以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正是这种不满情绪蔓延的结果。

第六，作者认为，在新世纪以来中东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海湾8个产油国的民众已经厌倦了“合作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这八个国家若不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国家和君主政体的稳定性将随着石油的“衰弱”而变得难以为继。尽管2001年至2013年期间国际油价持续增长，波斯湾一些石油出口大国赚得盆满钵满，但在该地区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革命、暴力和恐怖事件：

 

9/11恐怖袭击的灾难性后果；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推翻和巴格达什叶派政府的崛起；

 

阿富汗战争；

 

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也门的政权暴力变化；

 

叙利亚的内战；猛烈镇压巴林的民众示威游行；

 

科威特和东部沙特阿拉伯省的示威游行；

 

伊朗选举舞弊导致的暴力的民众示威活动；

 

伊朗核计划实施和美伊矛盾加剧，联合国、美国和欧洲收紧对伊朗的制裁；

 

以及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暴力事件等等。

 

面对如此猛烈且频发的恶性事件，作者深深感到：“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

 

本书的最后，作者说到，一方面，由于石油财富，过去50年，海湾地区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几乎没有变化：石油收入仍在被大规模浪费；“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基础在该地区尚未建立；随着冲突肆虐该地区，宗派、民族和部落分裂继续增加。作者坦诚，这方面最令人沮丧的是愈演愈烈的什叶派——逊尼派分裂，也就是沙特与伊朗长期对抗。作者悲哀地表示，压迫性统治是常态。政治改革只是海市蜃楼，有效的制度，特别是法治，只是一个梦想。作者断言，如果没有积极的变化和发展，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同步改革，石油所提供的“机会窗口”可能会在未来15至20年内关闭。

 

本书读到最后，跟作者的心境一样，清泉的心情也变得愈加沉重。本书于2014年1月出版。其实，2014年以后的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比2001~2013年这一期间有所好转。叙利亚战争仍没有结束，且目前看不到和平的希望；分别代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伊朗和沙特，它们的误解和成见愈加不可调和；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更加拔剑弩张，几乎到了战争的边缘；巴以冲突不断加剧，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中东摆出一副“想打谁便打谁”的姿态。波斯湾地区下步局势该如何演变？“合作殖民主义”还有生命力吗？这一切都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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