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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说,2006年播出的由王志文和左小青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天道》很经典,简直是国产电视剧的“巅峰之作”。而其剧情改编自豆豆女士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

《天道》清泉是从没看过,《遥远的救世主》清泉此前也没读过。直到前一阵子,有同事朋友闲聊时,说起这本书,说“非常值得一看”。于是从“某东”下单买了豆豆女士的《遥远的救世主》和《天幕红尘》两本书。其中《遥远的救世主》是利用周末,一口气读完的,花了整整一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

说实话,《遥远的救世主》很多地方我没完全读懂,特别是关于佛学和宗教部分的内容,一知半解。但并不影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经典、完美、深邃,当然也不乏遗憾,因为小说女主人——美丽而风华绝代的女警官芮小丹开枪自杀,用男主人丁元英的话说,“她是觉得自己没用了”。作为能够驾驭自己心灵的“高尚者”,与其拖着残疾之身、毁容之脸苟且地活着(在干掉两个凶神恶煞的抢劫银行的歹徒,自己被炸断双腿和毁容之后),还不如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尊严地死去。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主演是王志文和左小青)
 

本书的作者——豆豆,直到目前,其公开的信息依然少得可怜。从“某度”上得知,她原名李雪,1970年生,只是高中文化程度。十七岁时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李红英(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人格、品德和思维方式都对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称,1990年,李红英到欧洲定居,此后李不断寄给豆豆大量的参考资料,每次回国都给作者讲述一些作者所陌生的社会生活。而这可能给豆豆女士写作《背板》《遥远的救世主》《天幕红尘》著名的三部曲奠定了素材和思维的基础。要不然,一个只有高中文化基础的小女子是断然写不出如此深邃的作品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豆豆是位天才型作家,有着极强的悟性,能通晓儒、释、道三界,而且对佛法和圣经有着深刻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资本运作、国际商务、跨文化管理,乃至文明的冲突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遥远的救世主》这本书写的是发生在1996年前后,离北京两三百公里左右一个叫古城的地方,书中说,北京——古城——五台山之间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另外,书中还有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德国——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度,比如尼采。书中男女主人翁都曾长期在德国做过生意或留学。本书首版于2005年,到了2021年已经是第68次印刷了,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本书故事的情节并不十分复杂,主要有三条线:一是丁元英与芮小丹的爱情线;二是丁元英作为“音响”超级玩家和品茗高手(书中经常出现音乐与茶同在的场景),和其幕后策划的,游离于投资、扶贫和商战之间的,几家音响公司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三是丁元英作为悟道者、布道者,贯穿于全书的对文化、文明、佛学、禅学和基督教的探讨。

书中的一切都是围绕丁元英这位男主人展开。通过豆豆女士的演绎,丁元英何许人也?也许这几个关键词可以概括:鬼才、思想家、私募投资高手、股神、驾驭漂亮女人心理的男人、超出常人好几个段位的思维,也就是书中的五台山一禅寺住持智玄大师形容的“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一分痞气”。在书中,丁元英冷漠与激情同在,天使与魔鬼同存,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一般的人物。

 对书的内容不多赘述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原作。这里狗尾续貂谈谈本文涉及的几个主题。

1//  关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问题

书中一直不断从丁元英的口中提起“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问题。丁元英认为,文化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一个人思维模式的不同,以及生活轨迹和人生命运的巨大差异。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一个人,其文化属性从根本上确定了它的未来走向和成功与否。

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这就是改编之后的电视剧叫《天道》的缘故。

 

什么是弱势文化?

书中说,弱势文化,就是弱者的文化。它的特点是等、靠、要,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缺乏独立人格,没有自信,期待救世主的拯救和别人的施舍。因为易学、易用,弱势文化成了流行品种,全世界大部分人、企业和国家秉承的实际上是弱势文化。

等:等待高人给你机会,等待别人的认可,等待他人的给予。比如中国传统戏剧中,受冤枉的百姓都等着青天大老爷来拯救。

靠:意味着时刻依靠圈子,时刻将熟人文化挂在嘴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皇恩浩荡,靠上帝,靠佛祖,靠菩萨,总之就是靠什么都行,千万别靠自己。

要:伸手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类似破格获取。比如书中说,在成立音响公司之后,古城王庙村因怕损失自己的利益,存在着想从股东手里获益,并不承担任何的风险的心理,在得知丁元英没有入股的情况之后,王庙村对此还出现了非议。

 

什么是强势文化?

强势文化,就是强者的文化。强势文化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春种秋收,因时而行。善于发现规律,并遵照制度和规律办事,不靠上帝搞自己,不信鬼神信真理,是强势文化的灵魂。强势文化需要探寻事物背后的规律,是逆人性的,因而不易学,难以掌握。 

为什么这部小说叫《遥远的救世主》?

“遥远”二字已经告诉了你:

你内心渴求依赖外界力量的救赎,却救不了你,因为这个世上没有救世主,如果有,救世主就是你自己。所以书名不叫“救世主”而叫“遥远的救世主”。

剧中王庙村的老百姓天天都去教堂唱诵圣经,希望有个救世主来临,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世代贫穷的面貌,因为村民依靠的正是期望救世主,破格获取的弱势文化。

反而后来每家每户老少卷起袖子齐上阵,自力更生,没日没夜的制造生产音响,却走向了发财之路,这才是自力更生的强势文化。这才是宇宙的规律。

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也早就知道是对的,为什么从未做到呢?

用书中芮小丹的话说:凡是我觉到的,悟到的才是我的,我才拿的住,我才能做到。如果你没有从灵魂深入觉到、悟到,看再多的道理都没用。遇到一点挫折,你就会怀疑、退缩。

 

股市和私募,是书中籍此讲故事的方式。但我们都知道,炒股和投资是人性和文化属性体现最淋漓尽致的地方。弱势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股市成为别人取款机的根本原因。有些人炒股十几年,还是停留在到处打听牛股的阶段,一直在等救世主的降临,总是想靠一个天天能抓涨停板的高手来帮他们实现财务自由。

最后,等来的是什么?哪里有什么救世主,大多数是打着救世主旗号的骗子。真正的强者,都是有一套成熟的交易理念,不从众,不靠别人,努力研究市场运行规律,以此构建并完善交易系统。清泉认识的几位通过炒股和投资赚得大钱的人,究其原因,一是真的对投资和上市公司研究比较感兴趣,而不是纯粹为了发财;二是均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投资“哲学”,也就是说,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和规律性的东西。人,永远只能赚到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

投资的秘籍,恰恰就在于此。

 

同样,一个期盼救世主、明君的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弱势文化的民族,很难真正长久地强大和兴盛。

 

2//  关于扶贫与杀富济贫的问题

扶贫与共同富裕的话题,其实在豆豆写作本书的2005年前后并不是中国社会热点话题和政府重点工作。要是这本书在现在出来,则无疑更为震撼和更有某种针对性。

先是扶贫。本来,丁元英只是暂时寄居在古城这个离北京不远的地级市,这里也是芮小丹的故乡。在成为芮小丹的男朋友后,偶然的机会,和芮小丹一起目睹了王庙村这个地方触目惊心的贫困。于是才有了策划把村里的几个有一技之长和大部分文盲村民组织起来,开办音响设备生产加工的想法。这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乡镇集体经济、农村作坊式工厂有点差不多。

再是杀富济贫。没想到,丁元英本着扶贫目的成立的“格律诗音响公司”,却和当时雄踞国内音响市场老大、拥有知名品牌的“乐圣公司”发生了竞争,后被乐圣公司以“恶意低价竞争”告上法庭。因为作为工业化现代化专业化的音响生产和销售商,乐圣公司的成本要远远高于作坊式、靠廉价劳力的格律诗公司。但是,在社会大众同情弱者心理和“共同致富”的原则下,作为一个“扶贫”项目的格律诗公司硬是在法庭上击败了专业化的民族知名品牌乐圣公司。着实有点“杀富济贫”的味道。

书中最后部分章节展示了对“杀富济贫”方式的不满以及乐圣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林雨峰开车不幸坠崖身亡的悲剧结局。

这促使清泉陷入沉思。“杀富济贫”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一直是个褒义词,代表着行侠仗义,代表着共同富裕,也代表着社会大同。看似实现“理想国”的重要方式和路径之一。可是,再想一想,“济贫”肯定没错,救济穷人是政府和社会的天职,但是不是非得要以“杀富”为前提?毕竟,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财富的获得是通过勤奋、智慧、机遇和运气获得的,如果“杀富”变得天经地义,则实际上是否定大多数人成功取得财富的背后因素。难道勤奋和智慧都是错的?

这给我们下步的“共同富裕”的路径提出了思考,我们肯定需要济贫,但一定不能以杀富为代价。“杀富”意味着把市场上的资源给消灭了,也意味着把下蛋的鸡给宰了。一旦全面的“杀富”开始启动,则市场和财富的蛋糕永远不会做大。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我们一定要维护靠正常合法手段致富的基本原则。而这里的“正常合法”是有其时代性的,那种以“三十年后”的标准衡量“三十年前”的做法是否合理是要不得的,反之亦然。 

“济贫但不杀富”也是规律性的认识,我们要遵从规律。

关于扶贫,丁元英说的也很在理。他说关键在“扶”,而不是取而代之,更不是直接给予钱财。对于那些“烂泥扶不上墙”的贫困,扶贫意味着“把他们从井底拉了上来,他们从井口看到一丝光亮,随即又掉了下去,这让他们陷入更为痛苦的深渊。”

 

3//  关于正规管理与“无为”管理的问题

书中,有一段关于丁元英与其好朋友——天正集团总裁韩楚风的对话。韩楚风对王庙村这种家庭作坊式生产音响设备的方式提出了质疑,问到“没有把农户纳入统一管理,产品和质量怎么控制?各方面利益矛盾怎么解决?”

丁元英说:“不能管,一管就死了,连解决问题的机会都没有。”韩楚风不解,问怎么讲?

丁继续说:“农户生产,农民得从吃饭睡觉的房子里挤地方,得呼吸油漆的有毒气体和立铣、打磨的有汗粉尘,得听各种生产噪声。这里有劳动时间问题,有使用童工的老年工的问题,有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农户能拼什么?拼的就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如果纳入公司,公司在法律条款面前一天都活不下去,农民马上就会跑来跟我说这儿睡觉太挤了,那儿干活不舒服,所有的矛盾都会转嫁为农户跟公司的矛盾,那时候就不是产品质量和成本问题了,是怎么伺候好爷的问题。”

丁元英上述这番话正是道出了过去几十年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和超低成本的真相。说实话,我们是靠着极低的人工成本和数亿农民工的奉献,才取得“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的。这是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非常悲壮的一幕。也是书中格律诗公司轻松打败乐圣公司的根本原因。

那么,生产音响设备,那种农村作坊式的生产在质量上是如何保障的呢?这一点丁元英早就看得十分清楚:“在各道工序的农户之间实行小农经济的买卖关系,打磨板子的专业户向下料专业户买毛坯版,喷漆户向磨板子户买泥子板,包装户向喷漆户买成品板,现金交易,一环制约一环,谁出问题谁承担损失,不影响别人利润。”也就是说,通过创新劳动流程和工作机制,以利益驱动的手段把质量控制的问题解决了。你能说这种管理就是绝对错误的?效果放在这里呢。

所以,法无定法,存在决定意识。当然,我们绝对反对使用童工和在恶劣环境下工作、榨取农民工血汗的行为,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工业化专业化人性化管理上来,满足老百姓体面工作的需求。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针对一些拥有超低成本优势、且确保质量的公司轻松击败正规管理公司的现象,其实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全球范围内也比较常见。当“made in China”风靡全球时,美欧的一些蓝领产业工人却异常愤怒,这不就是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主因之一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一种公平竞争和市场化的环境,其余的交给企业。

4//  关于佛法与宗教的问题

本书最精彩之处莫过于丁元英与智玄大师在五台山的“论道”了。 

聊到高潮处,智玄大师说:“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坐禅的坐禅,烧香的烧香。”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此,两人的谈经论道已经结束,丁元英讨到了心安,智玄大师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得救之道。 

一开始,丁元英和韩楚风想以十万元(1997年的十万元可是不小数目)撬开与智玄大师对话之门,没想到被拒绝了。后来,丁元英以一首充满了痞性的《悟》,引起了智玄大师的兴趣,论道才得以进行。

 

丁元英的《悟》的上阕是这样的: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生前注定?

可以看出,满纸一个“嗔”字,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丁元英的心不安,没有找到一个不苦的理由。论道到结尾时,智玄大师便动笔改了丁元英的这首《悟》的上阕: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改过之后意思、意境、意气全然不同,既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从左至右:韩楚风、智玄大师、丁元英)
 

类似的对宗教和哲学的探讨,在书中多次出现。丁元英经常说:“道法自然,道的最高境界便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以及男人女人的真情真爱。”这和庄子所提倡的差不多。所谓“道在屎溺,道在稊稗,道在瓦砾。”

本书大结局,芮小丹开枪自杀,回归天国(《天国的女儿》是电视剧《天道》的插曲,也是书中数次提起的一首曲子,充满通灵、悲伤和宁静。),而王庙村扶贫神话也已经完成,得救之道已经浮出水面。最后,丁元英默然离开了古城。可能,他会在德国郊外的别墅中度过余生。

以上是清泉对本书的一点浅见。

愚以为,当下,在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碰撞得更加激烈的时候,在市场经济遭遇某种困境和“扶贫”“共同富裕”的话题成为主流的时候,本书探讨的几个问题可能更具有针对意义。而差不多20年前豆豆女士写作和出版这本书时,上述问题可能还不是那么尖锐。而这足以显示这部作品的预见性和穿透力。
 

 

(“某度”上豆豆女士的唯一一张照片,不知是真是假)

最后,也是清泉没有想到的是,作者豆豆女士竟然是油二代,是位石油儿女。经过与从事石油文学创作的朋友确认,豆豆成长于河南南阳油田(原属中石油,今属中石化),来自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且曾经是中国石油作家协会的会员。这足以让清泉傲骄,没想到,言必谈“铁人精神”“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石油界,竟然孕育出像豆豆这般前卫、婉约、深邃的著名女作家。

(本文观点仅代表清泉个人。本文个别说法来自“九九归一期财经”公号。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联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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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陆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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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国际能源战略学者,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目前供职于某大型央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cCombs商学院交换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曾分别在在中国石油伊拉克项目和苏丹项目工作数年,熟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业务。2006年至今主要从事战略管理、政策研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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