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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现在就要停止?!中国企业海外油气投资窗口至少还有一个“合同周期”!

面对势不可挡的能源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倒逼形势,以及欧洲同行在实现净零排放上“壮士断腕”的激进做法,国内很多企业坐不住了,失去了应有的“战略定力”。除了纷纷研究制定落实“双碳”目标的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外,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海外投资下步该怎么办?面对欧美同行纷纷出售和退出其海外石油天然气资产(实际情况是,雷声大雨点小,清泉后续将有专门微文分析),中国企业该秉持什么样的策略?是去当“接盘侠”?还是与欧美同行保持一致,它们不要,我们也坚决不要?
更加劲爆的是,今年5月份,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报告《2050净零排放:全球能源线路图》中称,若要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目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停止投资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产业,IEA开始革自己的命了。面对IEA的“警告”,面对越来越多的资源国开始“跟风”打低碳环保牌,很多中国能源企业犯嘀咕了,到底该不该在海外投资和运营石油天然气项目?
 
这里,清泉要呐喊一下: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中国企业应该坚持建设世界一流公司、保障国家油气供应安全、低碳环保发展的“三重使命”并重的原则,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与国际化经营之路。
 
综合各方面分析,清泉坚持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油气投资与运营的窗口至少还有一个完整的“合同周期”!一个完整的石油“合同周期”是多少年?按照国际通行的产品分成合同(PSA)模式,合同期大约20至25年。也就是说,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从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投资与开发,至少还能持续到2040年前后。
 
首先声明,这里绝不是要开历史的倒车,绝不是与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大趋势对着干。相反,中国能源企业特别是大型能源企业必须在碳减排上有所作为。但是,碳减排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这里的发展,一是指有效,必须保持盈利和有效的业务增长,必须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能源资源供应,而且是相对低成本的供应;二是保证国内油气产量不掉,而且要实现稳中有增;三是确保中国能源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降、规模实力不减。在实现有效发展的同时,全力参与到能源转型和碳减排的大潮中去。
 
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算起,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才不过25年左右,只相当于一个国际石油项目的“合同周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才到中游,“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行百里半九十。未来,与“两个一百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同步,我们至少还有20年的跨国油气投资经营和海外发展窗口期。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我们理应拥有“和平利用全球资源”的权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后发国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殖民或掠夺方式利用全球资源不同,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是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和平利用全球的资源”。这里的“和平”是问题的关键,和平意味着平等互利,意味着公平公正,意味着资源的可获得性和价格的合理性,更意味着为东道国当地提供优质的现代能源。而和平利用境外油气资源,保障中国和资源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是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我国能源企业和产业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与能源转型和碳中和是属于两条平行线上的事务,互不干扰,不能因为“双碳”目标来了,就意味着我们连和平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权利也没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本土资源越来越稀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充分利用外部世界的资源。按照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截至,中国发展必需的45种大宗矿产资源,只有6种能够自给自足,绝大部分大宗矿产资源需要进口。而石油天然气近五年的对外依存度,连年居高不下,分别达到70%和40%以上,即每年至少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300亿方的天然气。
 
目前,在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仅有15%、尚不能独当一面的情况下,且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未来一个时期仍将维持在70%和40%左右的情况下(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未来可能上升至55%左右),现在就停止投资境外石油天然气项目,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后路。
 
而且,在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供需宽松的情况下,和平利用全球资源将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第二,我国的国情特点使得石油天然气将长期处于战略性作用的地位。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当前,我国的煤炭基本能实现自结自足,无需进口,煤炭年消费量在38亿吨左右,约占全球的50%,这导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约占年度全球CO2排放的三分之一左右。
 
由于产生同等热值的情况下,燃烧石油所排放的CO2量只是煤炭的70%,燃烧天然气的CO2排放只是煤炭的一半左右,在我国,石油和天然气依然被视为相对清洁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已经被当作绿色和低碳能源,而在下一阶段我国能源转型过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因此,我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石油天然气在10至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作用和地位将难以替代。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有效获取境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供给,将是中国能源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重大使命。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尽管2019年以来实施的国内“七年勘探开发行动计划”取得显著成果,发现了一批新的油气藏和规模储量,但新发现储量的“劣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大多位于深层、超深层的地质层系(6000米以上),或者属于非常规储量,未来的开发成本将居高不下。
 
因此,与国内居高不下的开发利用成本相比,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利用好境外石油天然气资源,将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明智之举,是必由之路。
 
第三,建设基业长青的世界级企业使得我国大型能源企业必须统筹兼顾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即便是按照bp公司提出的“极端能源转型”路线图,到2050年,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依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保持在20%以上;而常规情景下,该占比将翻一番,达到40%左右。也就是说,未来20年,石油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仅远未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依然保持着全球第一大能源品种的地位。
 
这进一步意味着,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周期内,一些世界一流大型石油公司的全球资产组合中,将有接近一半的资产依然属于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资产。特别对于承担保障能源安全使命的亚洲国家石油公司,该比例可能还会更高一点。因此,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现在远未到停止投资境外石油天然气项目资产的时候。恰恰相反,中国能源企业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捕捉和识别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优质资产,完善公司的资产组合,提升资产的价值实现能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能源企业。
 
第四,再获取一批相对优质的海外石油天然气资产,是遵循海外油气合作项目生命周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石油企业现有海外油气项目资产的主体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获取的,经过差不多20年的运营,这批项目资产的合同已陆续到期,正面临着合同期结束退出或延期(成功延期的前提是资源国政府同意、合作伙伴支持)的关键时刻。如果这一步处理不好,旧的油气资产到期退出,而新的项目资产尚未获得,则中国石油企业境外发展可能面临“断崖下跌”的风险。
 
因此,即便不考虑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等因素,本着可持续发展和基业长青的原则,中国石油企业是时候也要在境外获取和参与一批新的油气资产了。
 
与上一轮资产获取不同的是,这一轮在全球的业务拓展,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大,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问题、和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风险挑战。当然,在识别和评价项目机会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可能的碳税和碳交易问题,以及面临着更高的环境成本和压力。
 
第五,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使命可能已经在走下坡路,但作为“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海外油气投资未来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化工与原材料。目前,交通领域作为“燃料”使用的石油天然气用量占消费总量的40%左右,未来,随着电气化和其他能源的替代,石油天然气的“燃料”用途将大大下降。但随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需求层出不穷,石油天然气作为“原材料”来制造各种生活用品,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
 
因此,未来我国企业海外石油天然气投资与经营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化工与新材料。特别是在天然气化工领域,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资源国均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国企业有技术、有人才、有管理、有资金,该领域的业务规模完全可以做大做强。
 
那么,接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当不当欧美企业海外资产的“接盘侠”?清泉的意见是,只要是经过缜密经济和技术评价、且符合我国企业发展战略的油气资产,就可以大刀阔斧、大张旗鼓地获取,包括采取兼并收购的手段实现快速发展。反而,清泉担心的是,由于逆全球化和美欧国家的“偏见”,加之一些重点资源国受到不当政治言论和舆论宣传的左右,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横加阻扰,这才是我们需要下决心去解决的。这个意义上讲,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跨文化管理水平是中国企业下步的当务之急。
 
最后,引用业界前辈——曾兴球老先生的观点作为本文结束语。他强调,中国石油企业需要转型升级,但不应像bp那样退出油气产业,至少在近20年内不要说放弃、退出油气,就是减产都不行。要增产又要减排,看起来很矛盾,其实这就是对中国石油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要求,走绿色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油气产业,就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解决好这个矛盾,朝这个目标发展,中国石油企业就能在新时期大放异彩。
 
(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务必先联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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