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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别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

母亲走了,2021年4月16日下午13点16分,永远地离开了父亲、两位姐姐和我。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毫无征兆。4月14日下午五点半左右,正在参加集中封闭培训的我,刚刚下课,突然接到大姐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边说边哭:“妈妈脑部大出血(脑溢血),已在ICU(重症监护室),你赶紧回来吧!”我一听懵了。怎么可能?老妈不是正在老家的县人民医院准备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吗?怎么跟脑溢血有关系?而且,母亲这一段时间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除了腿部膝关节因长期患骨关节炎影响行动自由,需要进行膝关节置换外,其他一切正常啊!
 
不一会儿,县医院的手术主刀医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简单地说明情况后,要求我尽快做出决策:是做开颅手术去除脑部中的淤血,还是保守治疗。主刀医师表示,情况非常不乐观,CT的结果显示出血量非常大,是否开颅做手术,意义不是太大,“有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人就完了)”“即便能活过来,估计也是植物人”。医生要求马上做出决定。大姐和二姐在那头已经瘫软在地,不知道怎么办。
 
我赶紧给妻打电话。妻知道情况后,异常冷静,建议我还是要给母亲手术,“愿力很重要,如果不手术,你们姐弟仨都会后悔的,万一能成功呢!”好吧,我给主刀医师回了电话,立即手术。
 
当晚,回老家扬州的飞机已没有航班,高铁已没有车次,晚上九点多出发的唯一一趟动车又太慢。赶紧订了飞附近南京机场的航班,胡乱收拾一下,直奔首都机场。将近凌晨一点,终于抵达老家县城医院。母亲将近三个小时的手术还算顺利,已经送进ICU。但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出血量高达100多毫升,术后依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没有自主呼吸,血压在最低值,完全依靠呼吸机和升压器维持。
 
第二天上午,主刀医师查房后,说“你妈妈的状态是脑溢血病人中各项指标最差的那种,唤起她生命意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建议你们尽早决定(放弃治疗,办理后事)”。我们姐弟还是坚持,万一奇迹发生呢,我们一致决定还是再等待24小时。第三天上午,母亲的状态没有任何改观,而且一些指标呈恶化态势。
 
不得已,跟父亲和几位堂哥堂嫂们商量后,我们决定4月16日上午接母亲回家。当天下午13点16分,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这一刻起,我就没有妈妈了。由于爷爷奶奶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均已离世,外婆是我尚不到八岁时就已去世,长这么大,还真没有深刻经历过至亲的离世。没想到第一次经历就是母亲的离别,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无以言表。
(我的母亲)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的慈爱和善良一直滋润着我们,让我们沐浴着最好的阳光与雨露。小时候,要是别人问起我和姐姐:“你们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妈妈!”而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回答的那样:“都喜欢”。相比于父亲的严厉甚至严苛,母亲是慈爱的,她像守护神那样呵护着我们。
 
小时候,由于经常淘气和偶尔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我没少挨父亲的揍。父亲生气和暴怒时,连母亲也不敢吱声;父亲一打我时,母亲往往就“神奇”地出现在一旁。父亲往重里打时,母亲就“勇敢地”上去劝阻和制止:“你不能这样打孩子!”完事后,母亲往往把我拉过来,拥我入怀,摸摸我的头,什么都不说,怜爱地看着我。那时候,母亲的眼神就是我的“保护伞”。
 
如果说父亲是一座山,一直让我们敬畏;那么母亲就是一片海,一直用她宽广的胸怀包容着我们。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讲究礼节和为他人着想的品格是我立足社会的根本。作为农村娃,本来没有太多机会接受“礼”的教育。但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硬是以身作则、通过“现身说法”,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礼”。最典型的就是每次上学放学或外出回家,母亲要求我们离开家门是必须说:“妈(爸),我走了。”,回来必须说:“妈(爸),我回来了。”后来,这成了我们姐弟的习惯。因为母亲也是这么做的,每次出门和到家,她都要跟我父亲打招呼。现在,我的女儿每次回家、每次外出,我们也要求她如此。这已经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再有,母亲要求我们见到长辈时必须主动打招呼,见到平辈时必须点头示意。后来这也成了习惯。因为,母亲也是这么做的。虽然她没有经常提醒我们这么做,但看她这么做,次数多了,我们也就自然跟着做了。也许这就是“不言之教”的力量吧。
 
母亲的守“礼”是远近闻名的。母亲从来不占别人便宜,过年过节亲朋好友给礼时,母亲一定是回赠更多的物品;邻居家的孩子们放学或放假时,往往喜欢来我们家玩耍,因为他们知道,隔三差五,母亲会拿给他们两块糖或饼干,八十年代的农村,这些绝对都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母亲给亲朋好友孩子们的压岁钱,往往都会多出一些;母亲外出走亲戚,见到亲戚家的孩子时,往往会给他们塞个红包。不是我们家有多富有,而是母亲的仁义和仁慈,她一边自己刻意省吃俭用,一边却执意地多帮助周边的人、多给予别人一些。这件事上,“小气”的父亲没少和母亲发生争执,父亲经常对母亲抱怨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又给(别人)那么多?”。
 
这次意外过世,很多亲朋好友都不能接受。远近十里八乡的人,凡是能来的,都赶来吊唁母亲。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你妈妈对谁都很好!”“真是好人不常有啊!”。
 
是的,“礼”是儒家哲学和中华文明的精髓。做事注意分寸感、充分为他人考虑、在任何场合重视礼教和礼节,是母亲最鲜明的品格。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的起早带晚、不辞辛劳的工作,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母亲这一生最“显赫”的工作就是村医,是广大农村地区一名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一边种田、一边替人看病、一边持家,永远在忙碌着,是我儿时记忆中母亲。起早贪黑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父亲在乡里的医院值班,大姐在乡里中学上初中没回来,母亲又外出替人瞧病。夜晚降临,乌漆嘛黑的,六七岁的我和十岁的二姐在恐惧中瑟瑟发抖,望着漆黑的院子,我们一边哭一边喊:“妈妈,你在哪呢,你快回来啊!”这时,听到门口的自行车铃声响,我们开心地跳了起来,那一刻我们知道,妈妈回来了。小时候,妈妈外出到家的自行车铃声(不是刻意的打铃,是泥土路的颠簸,造成自行车铃不停作响)是最悦耳的音乐。
 
记忆中,父亲和母亲经常半夜起床出诊,这时,父亲常常是和母亲一起去,父亲是乡里闻名的中医,也是母亲的“师傅”。父母一起出诊,父亲指点母亲给乡亲们看病,是乡亲们眼里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母亲总是一年忙到头。母亲年轻时还踩过缝纫,过年时,我们的新衣新鞋往往是父母亲自给我们做,当时也舍不得花钱买,母亲给我们做新衣、父亲给我们做新鞋。过年的时候,别家孩子的新衣新鞋已早早备好,而我们的往往是大年初一凌晨才被赶制出来。这时,我们知道,母亲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后来我在北京成家有了女儿后,母亲来北京帮我带孩子,精心帮我制作孩子的主辅食,天天不辞辛劳地帮我们拖地干家务,协助我们安顿好一切,让我们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的谆谆开导和严格要求,规制了我的人生方向。那年我高考失利,分数虽不如意,但也被本地区的一家职业大学录取了。心灰意冷的我不想再复读了,反正有个学校上了,不想再吃那个苦,也害怕再次失利。父亲不由分说,“粗暴”地命令我重读一次,我硬是没听,父亲很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我已经大了。这时,母亲找机会跟我长谈了一次,她说:“儿啊,你这次算是失手,你要有信心,何不再拼一次呢!我和你父亲说了,你要是再次失利,我们不会怪你的。再说,你年龄本身就占优,比同届的学生要小一岁,再复读一次,年龄正好……”就这样,我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虽不是理想中的南京大学,但比那所职业大学不知好多少倍了。正是这一次复读,奠定了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基础。这离不开母亲和风细雨式的开导。
 
当然,在错误甚至恶行面前,母亲对我是决不轻饶的,严厉有加。记得十岁左右的我,犯了“不告而拿”的毛病。又一次竟然偷偷跑到我伯父家里,打开他们家的抽屉,拿了两块糖。这件事被母亲知道后,气的脸色发青,我的记忆里,母亲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基本对我不动手的她,破例了,暴风骤雨式的一顿狠揍,比我父亲打我都要狠。但从此以后,我这坏毛病没了。现在想来,真的感激母亲及时帮我纠正过来。
现在,母亲过世了,对母亲的怀念太多太多。写下的这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母亲辛劳而仁慈一生的一点点写照。所写的永远没有母亲所做的好。
 
母亲,愿您在天堂安息。我们会一直以您为骄傲,努力工作,勤俭持家,真诚待人,与人为善。
 
母亲,我们姐弟会把父亲照顾好,请您放心。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
 
(2021年4月19日凌晨三点于扬州江都武坚镇陆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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