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2021年4月16日下午13点16分，永远地离开了父亲、两位姐姐和我。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毫无征兆。4月14日下午五点半左右，正在参加集中封闭培训的我，刚刚下课，突然接到大姐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边说边哭：“妈妈脑部大出血（脑溢血），已在ICU（重症监护室），你赶紧回来吧！”我一听懵了。怎么可能？老妈不是正在老家的县人民医院准备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吗？怎么跟脑溢血有关系？而且，母亲这一段时间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不错，除了腿部膝关节因长期患骨关节炎影响行动自由，需要进行膝关节置换外，其他一切正常啊！

 

不一会儿，县医院的手术主刀医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简单地说明情况后，要求我尽快做出决策：是做开颅手术去除脑部中的淤血，还是保守治疗。主刀医师表示，情况非常不乐观，CT的结果显示出血量非常大，是否开颅做手术，意义不是太大，“有可能都下不了手术台（人就完了）”“即便能活过来，估计也是植物人”。医生要求马上做出决定。大姐和二姐在那头已经瘫软在地，不知道怎么办。

 

我赶紧给妻打电话。妻知道情况后，异常冷静，建议我还是要给母亲手术，“愿力很重要，如果不手术，你们姐弟仨都会后悔的，万一能成功呢！”好吧，我给主刀医师回了电话，立即手术。

 

当晚，回老家扬州的飞机已没有航班，高铁已没有车次，晚上九点多出发的唯一一趟动车又太慢。赶紧订了飞附近南京机场的航班，胡乱收拾一下，直奔首都机场。将近凌晨一点，终于抵达老家县城医院。母亲将近三个小时的手术还算顺利，已经送进ICU。但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出血量高达100多毫升，术后依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没有自主呼吸，血压在最低值，完全依靠呼吸机和升压器维持。

 

第二天上午，主刀医师查房后，说“你妈妈的状态是脑溢血病人中各项指标最差的那种，唤起她生命意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建议你们尽早决定（放弃治疗，办理后事）”。我们姐弟还是坚持，万一奇迹发生呢，我们一致决定还是再等待24小时。第三天上午，母亲的状态没有任何改观，而且一些指标呈恶化态势。

 

不得已，跟父亲和几位堂哥堂嫂们商量后，我们决定4月16日上午接母亲回家。当天下午13点16分，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这一刻起，我就没有妈妈了。由于爷爷奶奶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均已离世，外婆是我尚不到八岁时就已去世，长这么大，还真没有深刻经历过至亲的离世。没想到第一次经历就是母亲的离别，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无以言表。

（我的母亲）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的慈爱和善良一直滋润着我们，让我们沐浴着最好的阳光与雨露。小时候，要是别人问起我和姐姐：“你们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妈妈！”而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回答的那样：“都喜欢”。相比于父亲的严厉甚至严苛，母亲是慈爱的，她像守护神那样呵护着我们。

 

小时候，由于经常淘气和偶尔的考试成绩不理想，我没少挨父亲的揍。父亲生气和暴怒时，连母亲也不敢吱声；父亲一打我时，母亲往往就“神奇”地出现在一旁。父亲往重里打时，母亲就“勇敢地”上去劝阻和制止：“你不能这样打孩子！”完事后，母亲往往把我拉过来，拥我入怀，摸摸我的头，什么都不说，怜爱地看着我。那时候，母亲的眼神就是我的“保护伞”。

 

如果说父亲是一座山，一直让我们敬畏；那么母亲就是一片海，一直用她宽广的胸怀包容着我们。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讲究礼节和为他人着想的品格是我立足社会的根本。作为农村娃，本来没有太多机会接受“礼”的教育。但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硬是以身作则、通过“现身说法”，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礼”。最典型的就是每次上学放学或外出回家，母亲要求我们离开家门是必须说：“妈（爸），我走了。”，回来必须说：“妈（爸），我回来了。”后来，这成了我们姐弟的习惯。因为母亲也是这么做的，每次出门和到家，她都要跟我父亲打招呼。现在，我的女儿每次回家、每次外出，我们也要求她如此。这已经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再有，母亲要求我们见到长辈时必须主动打招呼，见到平辈时必须点头示意。后来这也成了习惯。因为，母亲也是这么做的。虽然她没有经常提醒我们这么做，但看她这么做，次数多了，我们也就自然跟着做了。也许这就是“不言之教”的力量吧。

 

母亲的守“礼”是远近闻名的。母亲从来不占别人便宜，过年过节亲朋好友给礼时，母亲一定是回赠更多的物品；邻居家的孩子们放学或放假时，往往喜欢来我们家玩耍，因为他们知道，隔三差五，母亲会拿给他们两块糖或饼干，八十年代的农村，这些绝对都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母亲给亲朋好友孩子们的压岁钱，往往都会多出一些；母亲外出走亲戚，见到亲戚家的孩子时，往往会给他们塞个红包。不是我们家有多富有，而是母亲的仁义和仁慈，她一边自己刻意省吃俭用，一边却执意地多帮助周边的人、多给予别人一些。这件事上，“小气”的父亲没少和母亲发生争执，父亲经常对母亲抱怨的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又给（别人）那么多？”。

 

这次意外过世，很多亲朋好友都不能接受。远近十里八乡的人，凡是能来的，都赶来吊唁母亲。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你妈妈对谁都很好！”“真是好人不常有啊！”。

 

是的，“礼”是儒家哲学和中华文明的精髓。做事注意分寸感、充分为他人考虑、在任何场合重视礼教和礼节，是母亲最鲜明的品格。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的起早带晚、不辞辛劳的工作，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母亲这一生最“显赫”的工作就是村医，是广大农村地区一名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一边种田、一边替人看病、一边持家，永远在忙碌着，是我儿时记忆中母亲。起早贪黑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父亲在乡里的医院值班，大姐在乡里中学上初中没回来，母亲又外出替人瞧病。夜晚降临，乌漆嘛黑的，六七岁的我和十岁的二姐在恐惧中瑟瑟发抖，望着漆黑的院子，我们一边哭一边喊：“妈妈，你在哪呢，你快回来啊！”这时，听到门口的自行车铃声响，我们开心地跳了起来，那一刻我们知道，妈妈回来了。小时候，妈妈外出到家的自行车铃声（不是刻意的打铃，是泥土路的颠簸，造成自行车铃不停作响）是最悦耳的音乐。

 

记忆中，父亲和母亲经常半夜起床出诊，这时，父亲常常是和母亲一起去，父亲是乡里闻名的中医，也是母亲的“师傅”。父母一起出诊，父亲指点母亲给乡亲们看病，是乡亲们眼里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母亲总是一年忙到头。母亲年轻时还踩过缝纫，过年时，我们的新衣新鞋往往是父母亲自给我们做，当时也舍不得花钱买，母亲给我们做新衣、父亲给我们做新鞋。过年的时候，别家孩子的新衣新鞋已早早备好，而我们的往往是大年初一凌晨才被赶制出来。这时，我们知道，母亲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后来我在北京成家有了女儿后，母亲来北京帮我带孩子，精心帮我制作孩子的主辅食，天天不辞辛劳地帮我们拖地干家务，协助我们安顿好一切，让我们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您的谆谆开导和严格要求，规制了我的人生方向。那年我高考失利，分数虽不如意，但也被本地区的一家职业大学录取了。心灰意冷的我不想再复读了，反正有个学校上了，不想再吃那个苦，也害怕再次失利。父亲不由分说，“粗暴”地命令我重读一次，我硬是没听，父亲很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我已经大了。这时，母亲找机会跟我长谈了一次，她说：“儿啊，你这次算是失手，你要有信心，何不再拼一次呢！我和你父亲说了，你要是再次失利，我们不会怪你的。再说，你年龄本身就占优，比同届的学生要小一岁，再复读一次，年龄正好……”就这样，我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虽不是理想中的南京大学，但比那所职业大学不知好多少倍了。正是这一次复读，奠定了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基础。这离不开母亲和风细雨式的开导。

 

当然，在错误甚至恶行面前，母亲对我是决不轻饶的，严厉有加。记得十岁左右的我，犯了“不告而拿”的毛病。又一次竟然偷偷跑到我伯父家里，打开他们家的抽屉，拿了两块糖。这件事被母亲知道后，气的脸色发青，我的记忆里，母亲第一次生这么大的气。基本对我不动手的她，破例了，暴风骤雨式的一顿狠揍，比我父亲打我都要狠。但从此以后，我这坏毛病没了。现在想来，真的感激母亲及时帮我纠正过来。

现在，母亲过世了，对母亲的怀念太多太多。写下的这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母亲辛劳而仁慈一生的一点点写照。所写的永远没有母亲所做的好。

 

母亲，愿您在天堂安息。我们会一直以您为骄傲，努力工作，勤俭持家，真诚待人，与人为善。

 

母亲，我们姐弟会把父亲照顾好，请您放心。

 

母亲，叫我如何不念您。

 

（2021年4月19日凌晨三点于扬州江都武坚镇陆家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