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最近有点烦，压力有点大。

因为美国最近两个月在中东的“动作”，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对外政策的基石。

8月份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连续取得战略性外交成果：继8月13日特朗普宣布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与宿敌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后；9月11日，又一个阿拉伯国家兼沙特的跟班小弟——巴林，其国王哈马德·阿勒哈利法宣布在同特朗普通完电话后，同意与以色列建交；再接着是9月15日，“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在白宫主持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协议的签署仪式。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估计还没结束，估计还会有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

美国此次在中东地区策动的系列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突破，是1978年阿拉伯世界头号强国——埃及宣布决定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后的40年来，发生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又一重大事件。而这一次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数量明显增多。形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当然，从世界和平的角度而言，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之幸、世界之幸。但事情变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确实出乎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国际政治的诡异性莫过如此。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阿拉伯世界传统强国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一个个地坍塌下去，沙特依靠石油财富，加上盟友兼盟主的美国的庇护，以及历任国王的领导力还算成功，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最终成功上位，超越埃及担当起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棋手。作为领头羊，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带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合会（GCC，固定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6国）联合对抗以色列这一宿敌，保护并推动巴勒斯坦人夺回被以色列人占据的领土，并建立完整国家。

如今，面对盟友兼盟主的美国陆续策划和推动一干阿拉伯兄弟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棋手面临着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步其他阿拉伯兄弟的后尘，也决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则其长期以来坚守的道德底线何在，宗教大义何在？颜面何在？若坚持既定外交政策，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则除了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而且正中了另一大宿敌——伊朗的下怀。要知道，在伊朗看来，有沙特一起抗击以色列，其战略压力无疑会缓解很多，尽管沙特伊朗两国也是水火不容。

面对美国策动的“建交变局”，在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沙特何去何从？

1//   过去：自二战以来，“反以和抗以”一直是沙特对外政策的基石，不可动摇

1945年，二战结束，刚刚成立13年的年轻阿拉伯国家——沙特彼时羽翼未丰，但已将“反对以色列建国、保护巴勒斯坦”作为其基本的国策和对外政策取向。1945年2月14日，沙特的立国之父——伊本﹒沙特在停泊在地中海的美军军舰上会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Bruce Riedel在其专著《Kings and Presidents》（国王们和总统们）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

“罗斯福换了一套策略来试图说服沙特国王。他表示，阿拉伯世界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而犹太人的人口规模少的可怜且只想要巴勒斯坦那一小块地方。伊本·沙特看着罗斯福的眼睛，缓缓地吐出一个词：‘不！’”

伊本·沙特的回答十分坚决，“从哪里被赶走，就应当被送回哪里去。如果这些犹太人的家园被彻底摧毁，在原来的家园无法谋生，那就应该让奴役他们的轴心国（德国）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这足以看出伊本﹒沙特这位国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之坚定。而且，在1947-1948年间，据统计至少有一千名沙特人响应国王的号召赴巴勒斯坦参加对抗以色列的战争，这是沙特历史上首次出于宗教原因派员赴海外作战。

此后的70多年，历任沙特的国王均将“反以挺巴”作为本国的基本国策来定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沙特第三任国王费萨尔掌权期间，一是1967年12月，费萨尔下令设立名为“支持巴勒斯坦烈士、家庭和圣战者人民委员会（PopularCommittee for Aiding Martyrs, Families and Mujahedin in Palestine）”。这是一个专职募集资金支持巴勒斯坦人抗击以色列的组织。另一是在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为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率领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于当年10月义无反顾地对美国、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发起了长达四个月的“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四倍，引发美国等西方经济体出现严重危机。“石油武器”由此名震天下。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在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推动下签署双方和解的“戴维营协议”，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沙特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一边。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78年11月2日，阿盟领导人峰会在巴格达举行，专门讨论如何应对戴维营协定。法赫德代表沙特出席该会议。会议认为，该协议的达成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与会各国领导人敦促埃及总统萨达特终止与以色列单方面媾和，决定冻结埃及在阿盟的成员国资格。而对于沙特统治者而言，这需要作出艰难和痛苦的抉择，一边是维护阿拉伯国家统一立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另一边是维持与埃及和美国的合作关系。面对两难的局面，哈立德国王最终选择了前者。 

后来的几任国王，无论是八九十年代掌权的法赫德，还是后来一直掌权到2015年的国王阿卜杜拉，亦或是当今的国王萨勒曼，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上，均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坚决地反对以色列，甚至不惜为此得罪美国。卡特总统曾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法赫德为人非常友好，也渴望找到解决阿以冲突的最终办法。他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沙特在中东地区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

又如现在的国王萨勒曼，他在其兄长费萨尔动议成立的“支持巴勒斯坦烈士、家庭和圣战者人民委员会”后来的运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萨勒曼在其担任王储期间，曾多次以个人名义向该委员会捐款，以资助在抗击以色列斗争中牺牲的巴勒斯坦人的后代。

可以看出，于沙特而言，巴勒斯坦问题一直以来是不可谈判、不能退让的重大核心问题。

2//  2010年以来：面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突变，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松动

近20年来，随着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崛起，导致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该地区传统的“阿以矛盾”让位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其表象就是分别代表伊斯兰逊尼派的沙特和什叶派的伊朗之间的冲突加剧，已到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确保国家安全和王室传承可持续的重要性已明显超越支持巴勒斯坦问题。“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作为伊朗死敌的以色列，自然在共同抗击伊朗的问题上也与沙特有了更多共同利益。以色列和沙特在伊朗、叙利亚、也门等问题上，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默契”，甚至开始“眉来眼去”。

最为典型的是2011年阿拉伯动荡之后，叙利亚爆发内战，作为支持阿萨特什叶派政府的伊朗和支持反对派的以色列和沙特，在叙利亚大打代理人战争。而以色列和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就有了更多协调和合作，这客观上改善了两国长期以来冰封的关系。再加上2017年以来，面对一个肆无忌惮偏袒、包庇以色列的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后的以色列金融集团的威逼利诱，沙特长期坚守的“反以挺巴”政策开始动摇。

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改善关系是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显著变化,它既是两国应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战略选择,也是两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加强双边经贸联系和助推区域经济合作,是沙以两国改善关系的主要战略目标。当然，沙特和以色列“合作”将加剧中东两大阵营的对立，扩大阿拉伯国家间的裂痕,并使巴以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3//  未来：不排除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可能，而且这一可能将加速到来

总所周知，已经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的阿联酋和巴林，与沙特的关系都不错。特别是巴林，一直为沙特马首是瞻，甚至被外界看着是沙特的一部分。在与以色列建交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巴林事先不可能不与沙特通气并得到沙特的默许。而阿联酋预计在决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估计也与沙特进行了沟通。这从沙特针对这两次建交事件的反应上也能看出一二。沙特的态度平和而又理性，官方层面没有过激的评价与言论，说明沙特已经接受这样的事实。

就沙特本身而言，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棋手，其一举一动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沙特宣布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则整个阿拉伯世界将集体倒向以色列。估计那时候，巴勒斯坦和伊朗均会“哭晕在厕所”。巴勒斯坦的建国梦将更加无望，而伊朗的外部压力将空前增加。

但沙特毕竟不是阿联酋，更不是巴林。即便其有心与以色列尽快建交，但其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阻力，以及来自沙特境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瓦哈比主义一直是沙特立国的主要支柱）的压力无疑要大许多，弄不好可能危及其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性。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萨勒曼国王依然执掌沙特政权，就不会出现沙以建交的突破。但萨勒曼国王年事已高，此前已数次传出其病危的新闻，预计后萨勒曼时代很快就会来临。到时，一个由十分亲美的80后年轻人掌权的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美国近期策动的系列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建交事件，是继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又一次“地缘政治动荡”，将深刻改变沙特、伊朗、土耳其等本地区各强国的外交政策。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沙特将变得更加焦虑和骑虎难下；伊朗将变得更加孤独，除了需要对付美国，还需要独自面对向以色列“投怀送抱”的阿拉伯世界；而日渐伊斯兰化的土耳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阿拉伯世界，估计也很懵逼，到底该不该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又一次失衡。

后续会引发怎样的动荡，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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