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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国家石油公司的源起、辉煌和挑战,这一篇,也是“国家石油公司命运沉浮录”序列微文的最后一篇,清泉谈谈NOC的未来,看看出路何在。

 

通过前面几篇的分析,我们知道,当石油呈现其“资源稀缺性”和市场出现供不应求时,往往是NOC的辉煌时刻;而当处于低油价和“买方市场”时,往往也是NOC和困难时期。花开花落、潮来潮往,石油行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周期性,国家石油公司的辉煌与沉沦也已经演绎了好几遍。但这一次,NOC面对的挑战似乎更大,低油价叠加能源转型,经济低迷叠加大国博弈,人才短缺叠加改革滞后,所有的这些都给NOC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下诸多困境和挑战面临,NOC还有未来吗?是“明日黄花”,还是 “口吐莲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还是“病树前头万木春”?国家石油公司能够重现昨日的辉煌吗?

 


NOC有没有未来,主要取决于国家对它的定位

 

国家石油公司,前面是“国家”,后面是“公司”,国家石油公司在性质上是“国有”,但在本质上是“企业”。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公司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与“企业”的关系,将决定NOC的成败和未来。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一再证明,当国家政府将NOC更大程度上定位为“公司”和“企业”,是市场的一部分时,NOC的表现和业绩往往就比较“靓丽”,这时候,NOC是“官商”,是官办企业,具有“官”的外表、“商”的内里,即本质上是商人,是企业。大多欧洲国家石油公司以及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部分优质高效的亚洲国家石油公司,如挪威国油(Equinor)、马来西亚国油(Petronas)、以及我国的三大石油央企,都属于此类。

 

若国家将NOC定位为“行政单位”,以对政府部门的标准来要求NOC,NOC也实际上成为政府的组成部分时,NOC的表现则往往差强人意,经常是独断横行、与民争利、效率效益低下。这时候,NOC是“商官”,具有“商”的外表、“官”的内里,即本质上是行政机构,企业的负负责人是官员。当下,中亚俄罗斯地区、拉美地区,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NOC均属此类。比如,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其总裁谢钦原先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现在依然扮演者“总统特别顾问”的角色,谢钦先生到访中国时,我国往往会安排正国级或副国级官员与其会面。

 

再次强调,“官商”和“商官”是两回事,前者是商人,其使命是为企业创造价值、产生利润,并成就一批令人尊敬的企业家;后者是官员,其使命是通过优良的业绩获得提拔和行政级别的提升。

 

国家石油公司成为“商官”和政府组成部分的极端案例,就是当下的委内瑞拉国油(PDVSA)。上一篇文章已经对PDVSA目前的悲惨境遇做了介绍。PDVSA目前已沦为政府的“提款机”,但PDVSA不是“永动机”,不能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目前,PDVSA奄奄一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会说,成为“商官”有什么不好?这是国家的需要,NOC本来就是国家的,国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为国分忧有什么不好吗?国家所需、我之所长,不好吗?

 

但是,请不要忘记,国家所需之时,NOC拿什么回报国家?如果没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能力,NOC拿什么奉献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要想从NOC那里获得持续的财力支持,前提是国家把NOC当成企业对待,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创造财富和价值,政府机构创造不了财富。


只有国家将NOC定位为“企业”,给它们“断奶”的同时,给他们“松绑”,鼓励它们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NOC才有未来。还有,这里需要对“未来”做出界定,有没有未来,是指有没有价值创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超过业界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是指能不能诞生世界级企业、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和伟大的企业家,而不是从企业走出更多的副部级、正部级官员。如果有人跟我较劲,非要说国家石油公司的成功在于培养出了政界大腕,那我们彼此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

 

这就牵扯到作为NOC,是承担更多政治和社会责任,还是更多经济责任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家石油公司一直承担着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责任”,这本身无可厚非,承担三大责任是NOC的使命。关键是三大责任的顺序问题。如果把NOC更多定位为企业,则NOC首先承担的是经济责任,其次才是政治和社会责任。而这时候,NOC往往才会经营得好。另一方面,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其实是内在联系的,经济责任履行不到位,政治和社会责任往往也履行不好。NOC如果没钱,没有财力,怎么能维护国家的权威,怎么能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


NOC如何走出低谷?归根到底就一条:用人

 

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挑战,处于低景气周期的国家石油公司如何走出历史低谷?方法和举措也不是没有,而且还不少。除了不能像国际石油公司和私有公司那样大范围大规模地裁员,以及不能轻易处置和退出一些不良资产外(涉及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问题),其余的一些举措均可以为NOC所用。

 

比如可以优化和控制投资,自今年三月国际油价暴跌和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包括NOC在内,石油公司2020年的资本性支出同比去年预计下降30%左右。再如可以加快业务的转型升级,更多地投入天然气、非常规(页岩油气)、深水和新能源业务。另外,NOC还有一项IOC们无法比拟的举措就是可以向国家提出申请,争取到更加有利的财税政策,降低税负。还有就是国家石油公司在困难时期经常采取的一招就是——降薪,NOC虽不像IOC那样可以轻易裁员,但NOC可以轻易降薪,大规模大范围地降薪。总而言之,通过以上举措必须得把成本降下来,必须保证“活下去”。NOC的领导者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它们持续不盈利,甚至连年亏损的话,NOC就可能面临被政府干预或强行改革的境地。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先确保“活下去”,过几年紧日子甚至苦日子,熬过最艰难的时刻,等到油价反弹或外部形势好转时,再“王者归来”。

 

此外,NOC还有一个IOC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业务链齐全,往往既有油公司业务、又有油田服务公司业务,既有上游业务、又有中下游业务,这种“综合一体化”的业务模式使得NOC在重大挑战,甚至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面前,腾挪的空间无疑要比业务相对单一的IOC或独立石油公司要大一些。

 

当下低景气周期可能要持续三五年时间,甚至更长,NOC如果措施有力,实现“活下去”的目标应该没有问题。但要想“活得好”“活得久”,要想东山再起、再创辉煌的话,则必须解决长久困扰NOC的核心问题——用人。NOC通常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员工,且绝大多数均受过大学或职业教育。“一个企业,如果有一万人以上,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拥有了各类人才。”如果一家NOC能把自己数十万上百万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则将无往而不胜。用人的背后是人力资源管理和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创新的背后是体制的革新,体制革新的背后是国企改革大环境,以及国家如何对待NOC的问题。

 

NOC如何用人,才能把各级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同时提升他们的专业性与忠诚度?这是一个及其复杂的问题。但基本的思路就一点:必须义无反顾地“去行政化”,建立各类员工的职业晋级体系,以职业晋级代替行政级别提升。行政级别主导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每一层级的职数是受控的,这就必然导致“千军万马过独木”的现象,其结果是90%以上的员工终其一生也升不到处长、局长这样的级别。如果在同一层级上一呆就是10年、20年,你还能期望这位员工有激情和创造力吗?行政化人力资源体系的必然结果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在干,三分之一的人在看,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在捣蛋。”

 

如果建立基于不同专业领域的员工职业晋级体系,辅以相应的薪酬和考核激励政策,那么员工在其整个职业生涯都感到“有奔头”,到什么职级拿什么钱,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样的话,企业会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会涌现一批专家(经理)、高级专家(高级经理)、首席专家(总经理),如果在辅以“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NOC主流企业文化,则NOC想不成功也难。


结语:在变革中坚持做自己,国家石油公司就有未来

 

回顾80年历史的NOC发展历程,再看看一些“百年老店”级的IOC,我们不禁感慨万分,它们很相似,但它们又有太多不同。不难发现,在高油价时期,国际石油公司更倾向于回购公司股票和向股东分红,以确保股东价值最大化和公司股价的上升;而国家石油公司则更多进行勘探开发再投资,以提升石油产量,保障所在国家的能源安全。在低油价时期,国际石油公司更倾向于进行资产组合管理,卖掉一些资产以确保公司净现金流和投资回报;而国家石油公司更多通过向母国申请特殊的保护政策或资金支持来度过难关。

 

其实,无论NOC还是IOC,如果能在高油价时期保持克制和谦虚,在低油价时期保持坚韧和革新,那么就是好企业,受人尊敬的企业。如果能在变革中坚持做自己,在坚守自己特色的同时不断变革,则NOC完全可以和一些顶尖的IOC一样,实现从平凡到优秀、再到卓越。

 

写到这里,“国家石油公司命运沉浮录”系列文章终于写完了。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扪心自问,很多地方思考的还很不到位,很多想法和建议可能还不成熟、缺乏可操作性。但身在国家石油公司,清泉真的希望NOC能再次崛起,能成就一批世界级企业。

 

(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与所在工作单位无关。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先联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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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陆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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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国际能源战略学者,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目前供职于某大型央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cCombs商学院交换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曾分别在在中国石油伊拉克项目和苏丹项目工作数年,熟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业务。2006年至今主要从事战略管理、政策研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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