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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石油公司命运沉浮录——源起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三大石油央企的油气产品销量、价格和利润均出现大幅下挫,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同期由正转负,降至新的历史低点。原因不言自明,受国际油价暴跌和新冠疫情的“两面夹击”,量价齐跌。石油央企刚刚脱离上一轮2014年至2016年的低油价 “苦海”,又忙不迭跳入新一轮烈度更猛的“严冬”,“至暗时刻”似已来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石油央企,全球各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各国际石油公司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但相比较而言,国家石油公司由于在体制机制上缺乏灵活性、应对困境的办法单一和面临的掣肘较多等因素,遭遇的挑战更为严峻。

 

提起国家石油公司,人们谈论的不仅是中国的三大石油央企(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还有全球各主要产油国(出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如大名鼎鼎的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委内瑞拉国油(PDVSA)、伊朗国油(NIOC)、俄罗斯石油(Rosneft)和俄罗斯天然气(Gazprom)等,它们和中国的“三桶油”一样,均是“全球财富500强”和“全球前50家大石油公司”榜单上的佼佼者,规模实力堪称“世界级”;当然,还有一些早已跨越国家的概念、在跨国经营方面做得丝毫不差的所谓“国际化的国家石油公司”,如马来西亚国油(Petronas)、巴西国油(Petrobras)和挪威国油(Equinor)等。也就是说,就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而言,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已没什么两样,有的比国际石油公司还国际。国家石油公司的界定更多是法律和公司治理意义上的,主要指那些由产油国政府控股、体现本国政府意志、并接受政府监督的石油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大大小小的国家石油公司总计超过70家,而生产石油(天然气)的国家不过40个左右,这说明,除了大部分国家采用“单一国家石油公司”外,有一些国家采用多个国家石油公司的形式,比如中国和俄罗斯。

 

由于石油的大宗商品性质,再加上它是战略性物资,几乎每一个国家石油公司均是本国的龙头企业。因此,这70多家国家石油公司,就其规模实力而言,无论在全球石油界还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石油公司曾经辉煌过,也曾经黯淡过;曾经再次辉煌,如今再次黯淡。在全球愈加重视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加速、石油市场持续低迷的当下,国家石油公司会有下一轮的辉煌吗?

 

本文及后续几篇微文,清泉将围绕“国家石油公司”这个群体,谈谈它们的源起,它们的辉煌,它们的挑战,以及它们的未来。

 


国家石油公司的源起

 

国际石油界一般用“NOC”(National Oil Company)来代表国家石油公司,这是与“IOC”(国际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相对应的。世人眼中的IOC一般指那些私营的欧美大石油公司,也即那些响当当的世界石油巨头。我们知道,IOC前有“石油七姊妹”,即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来的埃克森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后来的美孚石油)、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后来的雪佛龙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即德克萨斯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壳牌石油和BP石油;后有“世界五巨头”,即现在的埃克森、壳牌、BP、雪佛龙和道达尔公司。实际上,NOC的源起,离不开与IOC的“纠缠”。一部NOC发展史,就是一部与IOC的斗争史。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世界先有IOC,后有NOC。由于IOC的私人属性,天生注定其灵活性和逐利性,再加上在资本、技术和管理上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这导致自19世纪中叶现代石油工业开启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这130年左右的大部分时间里,IOC一直在全球各产油国处于“强势”地位。它们通过与政府签订排他性的“特许经营”合同,在产油国找油、采油、输油、炼油和买油,实现一条龙全产业链、封闭式经营,产油国基本上是“旁观者”,除了获得一些“地租”(矿费,loyalty)和税收,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干预IOC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产油国政府对此恨得牙痒痒。

 

后来,一些产油国政府就琢磨,我何不也组建一个团队、成立一家石油公司,代表自己参与IOC们的运营,这样既可以学习IOC的技术和经验,又可以变相干预和监督IOC的行为,还可以名正言顺参与利润和红利分配,可谓“一石三鸟”。这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石油公司的由来。比如,壳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尼日利亚的石油投资和开发,导致了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诞生,类似的还有安哥拉、加蓬、苏丹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顺便说一句,这些国家石油公司往往是以入股方式参与IOC在本国的经营,而且,通常是“干股”,一般在10%左右。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石油公司是实质性参与运营,谋求与外国投资者的联合经营或对等管理,比如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KMG),以及我国1978年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等,就是如此。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实际上是1978年国家启动改革开放时率先开放和引进外资的领域。为做好与外国投资者的合作,国家特地将彼时石油工业部项下的“海洋石油局”单独拿出来,成立了CNOOC。


还有一些产油国的做法比较极端,常常对IOC在本国的油田资产“一锅端”。产油国作为主权国家,主权至上,常常以国家力量来对抗IOC,其“不二法门”就是借助国际政治态势变化或本国政局变化,宣布对IOC在本国的资产进行“国有化”,而这时候常常是“民族主义”者的盛宴。产油国政府在接管IOC的油田资产后,通常组建或指定一个石油公司来开发和运营这些资产,于是,又一批国家石油公司诞生了。上世纪20年代就存在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前身(真正成立是1975年)、1938年成立的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以及1951年代出现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基本都是拉美和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赶走“强盗般外国投资者”时诞生的。

 

这里可以点几个重量级NOC的诞生记:

——1938年3月18日,墨西哥政府提出了石油国有化,将英、美、荷等国家在墨西哥的17家石油公司全部收归国有,并成立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负责管理已收归国有的石油资产。

——1951年3月14日,在首相默罕默德·摩萨台的推动下,伊朗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宣布对石油资源实行国有化,取消BP石油公司在伊朗石油领域的特许权。同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OIC)成立。

——1975年8月29日,委内瑞拉总统签署石油国有化法令,明确规定国家从1976年1月1日期全面控制国内石油工业,将国内大多有IOC控制的38家石油公司通过赔偿收归国有,并授权同期成立的PDVSA统一管理。

 

说到这里,有一家国家石油公司诞生得很特别,它是经过与IOC友好协商,通过逐步购买IOC手中股份,从而达到最后控股,并让IOC体面地让出控制权。这就是全球最大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的故事。从1972年到1980年,沙特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分三次对美国四家IOC(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在沙特的经营实体——阿美石油(Aramco)的股份,按照“资产账面价值”进行了“爬行式”赎买,并最终实现了100%控股。1988年,阿美公司成功转型为沙特阿美,第一任总裁就是我们熟悉的“石油界老炮儿”——阿里·纳伊米。当然,沙特阿美诞生的故事也许不可复制,其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和沙特的盟友关系作支撑。


另外,还有一类国家石油公司,它们的诞生是本国石油工业改革的结果,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国家石油公司均属于此类。比如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其前身是印度石油与天然气委员会,1994年重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近30年来,ONGC的国际化经营和公司治理成绩斐然,曾获得过印度多项管理大奖。再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是通过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部(1.0)、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工业部(2.0)以及具有政府职能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这样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又如,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该公司系在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过程中对那些私人寡头瞧不上的油田资产重新整合而成,后来在普京总统的支持下,通过强行收买尤科斯(Yukos)——曾经的俄罗斯第一大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不断壮大而来。

 

所以,当我们谈国家石油公司的源起,离不开其背后强大的支撑力量——产油国。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石油公司属于产油国,特别是发展中的产油国,对本国石油工业实行国家独资或国有控股经营。欧洲地区少数发达国家,也保留有国家石油公司,比如上面提到的挪威国油,还有意大利国油(ENI)。当然,无论是Equinor,还是ENI,它们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与IOC已没什么区别。

 

国家石油公司的源起意味着,百年来石油“七姊妹”或“五巨头”等IOC试图控制和垄断全球石油市场时,遇到了产油国(资源国)的强烈抗争。一轮又一轮民族自治、政治觉醒,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往往伴随着油气资源和资产的国有化,也意味着一批又一批国家石油公司的诞生。当然,近40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IOC和NOC从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逐步转变为“伙伴关系”(Partnership)。而且,IOC们往往都是“百年老店”,并因其超强的实力和优秀的经营业绩,常常被NOC们奉为“神明”,经常被当作对标和模仿的对象。

 

国家石油公司的源起先说到这里,预知它们的辉煌和“高光时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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