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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传染病摧残下的人类历史——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告诉了我们什么?

 

 

谈到看书,当下没有比《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更应景的了。新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肆虐,何时是个头尚不知道。

 

如果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清泉还真不知道《瘟疫与人》这本书,也不知道他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竟是一位可以和汤因比等齐名的大神级历史学家。真是罪过,书还是读的太少了。不知道《瘟疫与人》尚可原谅,但不知道麦克尼尔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现在才知道,在美国近半个多世纪,出了两位全球顶尖的历史学家,一位是清泉比较熟悉的威尔·杜兰特,数年前曾读过他的《历史的教训》;另一位就是这位威廉·麦克尼尔了,此前真不知道他,直到此次看了《瘟疫与人》。

 

1//  作者及本书的主要内容

 

作者麦克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乃至全球最具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1976年在美国出版,距今已40多年。1977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再版。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这本书有了日文和韩文译著,中文繁体版译著1998年也已问世。而清泉手里的这本中信出版社的中文译著是2018年的,也是大陆出版社首次引进该书版权。弱弱说一句,我们的“拿来主义”反应是不是晚了一点。

 

看完这本书,清泉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自然灾害和战争,而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病毒和重大传染病对人类的蹂躏和对国家的摧残,一点也不比其他人们普遍公认的方式逊色。而麦克尼尔能以“疾病社会学史”的独特视角,阐述病毒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学家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要知道,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知识上均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作品,却总是屈指可数的。而麦克尼尔先生的这本《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这类屈指可数的研究中的一种。这正像译者余新忠先生(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所感叹的,“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

 

全书不厚,除了引言,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主要讲述数万年前人类在原始社会缓慢进化过程中,人类与寄生物错综复杂的演进关系,直到在原始社会的某个阶段,人类狩猎者(彼时人类基本都是外出觅食的“狩猎者”,存储食物和火种尚未出现)与环境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那一时期,侵扰人类祖先的寄生虫多达几十种,“各种类人猿身上寄居着一大堆原虫、真菌和细菌。”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病毒寄生物与宿主的关系。

第二章“历史的突破”,讲述大约自公元前8000年以来,农牧业的兴起,新的生活方式与疫病,以及上古时期的瘟疫对人类的影响。作者强调,灌溉农业,尤其是相对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灌溉农业,在相当程度上重构了有利于病原虫传播的环境。而5000年前灌溉农业出现时,对人类带来影响最大的寄生虫就是导致血吸虫病的血吸虫。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的、令病人虚弱的病症,即便在今天,也还在折磨着上亿的人口。

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讲述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200年这段一千七八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在与疾病和瘟疫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文明的四大“疾病圈”,这就是:基于古罗马、古希腊的“地中海疾病圈”,基于古埃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中东疾病圈”,基于古印度的“恒河疾病圈”和基于远东的“中国秦汉时期的黄河疾病圈”。彼时,由于交通不便,这四大“疾病圈”的往来非常少,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均在这四大“疾病圈”里各自达到了某种平衡。那一时期的古丝绸之路,也是某种程度的疾病传播之路,作者如是说。


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讲述公元1200至1500年差不多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蒙古人横穿欧亚大陆,蒙古帝国的疆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在造就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同时,加速了病菌的传播,导致中国等地的鼠疫不断爆发,也是十四世纪(1346至1350年最为严重)欧洲鼠疫大流行的重要诱因,也就是那场直到现在仍令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整个欧洲在1346至1350年的鼠疫死亡率,最合理的估计是约为总人口的1/3,作者强调。

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讲述1500至1700年这两百年期间,由于航海活动兴起,全球开启“大发现”序幕,人类文明空前活跃,但也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罪魁祸首就是欧洲人带来的“天花”。这一时期,前述四大“疾病圈”由于海上交通和陆路通道的发达而被打破,人类疫病呈现“均质化”特点,出现了新的疫病模式。

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主要讲述自1700年以来,随着中医等传统医学的成熟,以及现代西医的出现,全球人口增长迅猛,人类开始大范围接种以对抗天花病毒。而19世纪初,霍乱引发又一场大瘟疫。1831年,当霍乱第一次袭击埃及开罗时,该城大约有13%的人因此丧命黄泉。而1918至1919年的大流感,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种将会威胁人类未来的流行病。流行性感冒的特点是传播快速、产生的免疫期效短暂,以及病毒的不稳定等。

本书最后,麦克尼尔告诫我们,虽然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但并非无往不胜。他指出,即使人类的医学技术现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扭转了疾病的正常发生过程,传染病未来也将和人类长久地共存,自始至终是人类历史中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又将全人类狠狠收拾了一把。

 

读罢此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麦克尼尔先生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2// “生态龛”与“微寄生、巨寄生”理论

 

本书中,麦克尼尔先生不断提及“生态龛”(ecological  niche)这一概念,首创提出“微寄生”与“巨寄生”这一解释理论,并将它们贯通运用到本书的叙述之中。

 

何谓“生态龛”,麦氏是这样解释的: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龛”就是盒子,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生态系统。一个生物体的“ecological niche”不是简单指它生活的地方,重点是指它对所处微生态环境查到一个例子,将其翻译如下光合作用吸收阳光;(2)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矿物质;(3)为其它植物和动物遮荫(4)为攀缘植物提供支撑;(5)为部分动物提供食物;(6)通过落叶覆盖地面。

 

关于“微寄生”与 “巨寄生”理论,作者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

 

作者进一步解释,微寄生物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或者很快杀死宿主,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应,导致自己被消灭。有时,此类致病生物体不知怎的寄生到某个特殊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了带菌者,能够传染给别人,自己却基本不受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微寄生物往往与人类宿主形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种感染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的发挥。而巨寄生物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会迅速致命,像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那样,另一些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生存下去。作者还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实际上也是一种“巨寄生”关系。

 

可以看出,此书把人类所受的威胁分为“巨寄生”和“微寄生”两种,“巨寄生”(macro-parasites)是指人类与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征服者等等之间的关系,而“微寄生”(micro-parasites)是指微生物比如细菌、病毒或多细胞生物与人体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巨寄生”和“微寄生”之间保持平衡的历史。以“巨寄生”来阐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互动,并且说明“巨寄生”是如何与“微寄生”去决定一场瘟疫的流行。麦克尼尔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疾病社会史领域。


3// 几场左右战争胜负和历史进程的瘟疫

 

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不相同,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1520 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的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肉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

 

又如,过去人们将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 雅典的失败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

 

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同样是天花病毒,使得两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与朝夕之间。

 

布氏在本书最后再次强调了疾病对战争格局的影响,并指出,军事医疗管理的决定性突破出现于20世纪初。在此之前,即使是组织最好的军队,与敌人的进攻相比,疾病也总是更具杀伤力。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死于痢疾的英国士兵是死于俄罗斯炮火人数的10倍;半个世纪后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官方统计的英军因病死亡人数是阵亡人数的5倍。然而,仅两年后,日本人就向世人表明,系统地注射和严密的卫生监测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功:在日俄战争(1904-1906年)中,他们死于疾病的人数还不及战死者的1/4。


除了上述精彩之处,布氏对非洲、拉美和南亚印度等目前仍是“相对落后”的现象,从疾病社会学史的角度,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难缠、多样的地区,“人类为了缩短食物链所作的尝试依然美中不足,而且持续以染患疾病的方式,付出了超高代价。而这一点比所有其他因素更能解释,为何与温带地区相比,非洲文化发展一直显得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丰富的微寄生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显得如此稀薄。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奉行(佛教起源于印度),也就势在必然了。麦氏还解释了为何中国文明率先起源和成熟于处于温带的黄河流域,而非处于热带的长江流域或华南地区,原因与对非洲和印度的解释类似。

 

总之,这本书以世界史的眼光,来考察历史上的各种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由传染病的起源及其传播的各种因素,重新讨论了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传染病学、病理学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介入历史的重心,赋予它应有地位的学者。诚然,由于史料的缺乏,麦氏有许多结论是推测性的,比如在有关中国流行病史中统计的死亡数据有些是可靠的,有些是错误的,也许医学界不认可。但是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传染病在历史上早于人类,未来将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和决定因子。美国《纽约时报》曾对此书做出评价,称凡是读过此书的人,都会从此改变对世界历史的看法。


最后,再回到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上来。今天是2020年5月10日,新冠疫情一月份率先在中国爆发,三月份在全球各地陆续爆发和蔓延,确诊病例已超过400万,其中美国已超过130万;全球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27.5万,其中美国已达到8万。该病毒何时能得到控制还不好说,何时会消失更遥遥无期,甚至长期与人类共存也很可能。确诊人数说不定会突破500万甚至1000万,死亡人数会更多……

 

人类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动荡和大国博弈加剧,本以为中美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较量会是2020年的“重头戏”,全球很多“瓜民”们估计都已经搬好小马扎等着看戏了。没想到主角突然变了,变成了人类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个小小的、狡猾的病毒。这个病毒可以直接让武汉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封掉,可以让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强国灰头土脸、焦头烂额。

 

人类其实应该要想到,重大传染病和瘟疫已经数十次乃至上百次地改变人类社会的进程、打断大国崛起的步伐、亦或打破一场重大战争的平衡了。《瘟疫与人》给我们最主要的启示是,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时,千万不要忽略疾病和病毒的影响,疾病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和决定因子。在瘟疫面前,什么超级大国,什么国际政治,什么王侯将相,什么高科技与互联网,统统都是“屁”,nothing!

 

人类得改掉“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毛病了。对于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和“生态龛”,人类得更加敬畏一点了。

 

(本文参考了余新忠、孔静、刘招静三位学者的相关分析。原创不易,转载或引用请务必先联系“清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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