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罗伯特·吉尔平差不多在2012年前后。当时由于一个战略管理项目涉及研究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属性，于是有人向我推荐了顶尖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又译为《美国实力与多国公司》）。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2010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但英文原版其实早在1975年就出版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读者在差不多35年后，才有机会了解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与美国的跨国公司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本书无疑对中国发展和崛起过程中，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而日本学界早在1980年前后就翻译了这本书。

 

从此便对罗伯特·吉尔平这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顶尖学者生产了兴趣。但本文不谈《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清泉能源”此前的微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这本书（详见清泉的另一篇微文“石油政治与跨国公司：剪不断理还乱”）。本文说说吉尔平先生的另一本更加著名的扛鼎之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欲述其书、先说其人。还是从吉尔平先生本人说起。

 

 

1. 罗伯特·吉尔平的“江湖地位”

 

1930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师，可谓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之一。也是西方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七贤人”之一。“七贤人”是过去半个世纪美欧学术界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七位顶尖学者——金德尔伯格、基欧汉、吉尔平、斯特兰奇、考克斯、克拉斯纳、卡赞斯坦。

 

其中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基欧汉和罗伯特·吉尔平这三位的名气可能更大一点。金德尔伯格有著名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罗伯特·基欧汉有著名的《霸权之后》和“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而罗伯特·吉尔平在跨国公司的研究方面（实际上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堪称全球的“教父”。清泉认为，截至目前，尚没有学者在跨国公司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建树超过的吉尔平的。

 

吉尔平先生自称为“一个自由学派的现实主义者”，其主要理论贡献是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向转向了国际政治经学。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部曲”分别是：《美国实力与多国公司》(1975)、《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和《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2001)。正是这三本书，奠定了吉尔平先生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上的大师地位。以至于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上，吉尔平是与肯尼斯·沃尔兹齐名的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顺便说一句，吉尔平先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家中相对“高寿”的。2018年6月20日，吉尔平先生去世，享年88岁。可以看出，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是吉尔平先生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正是由于这30年，使得吉尔平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常青树”。

 

2. 斗胆说说吉尔平先生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的中文译名由我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杨宇光等译，于2011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该书对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政治经济学的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国际生产、国际金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阐述，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中的经典。而且，本书着重介绍了跨国公司这一国际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正是本书对跨国公司有着独到的解析，才引起了清泉的浓厚兴趣。

 

该书虽然强调了自由主义重视市场效率的重要意义，但亦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贯穿全书的重点是现实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关于贸易、金融以及投资等关系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应解释的比较。书中对三者“主义”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概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以及减少国家干预；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实力的在国际体系的组织与运转过程中的首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好战本性及其政治后果，终有一天会导致资本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罗伯特·吉尔平在本书中专门拿出一个章节阐述跨国公司和国际生产。在他看来，自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中无论哪个方面都未曾像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问题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同时强调，尽管跨国公司主宰世界经济的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是确凿无疑的，但是1973年发生的事件（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欧洲及日本实施的石油禁运）对跨国公司提出了重大挑战，并且改变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似乎不可战胜的地位。OPEC组织的石油禁运和接踵而至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证明了民族国家尚未失去反击能力。

 

有意思的是，罗伯特·吉尔平似乎对跨国石油公司情有独钟，本书及其前述《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中涉及跨国公司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列举的跨国石油公司的。其实这也见怪不怪，不仅仅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肯尼斯·沃尔兹等国际关系大师，他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中，均把国际石油公司作为主要的跨国行为体来研究。这从一个侧面也反应了跨国石油公司的巨大影响力。

 

3. 对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关系的解析是本书的“精华”

 

于清泉而言，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罗伯特·吉尔平各用一小节分别专门阐述跨国公司与母国（比如美国与埃克森美孚等公司的互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比如乍得政府与埃克森美孚的互动）的关系。

 

关于跨国公司与母国关系，吉尔平认为，尽管美国公司的利益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是抵触的，但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已存在着利益的互补性。美国公司和国家领导人一般认为，美国公司的对外扩张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的政策管理公司向国外扩展，并且往往对公司加以保护。比如，20世界70年代之前，美国跨国公司基本上一直控制着非社会主义国家对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的获得，这就保证了供应的安全可靠以及在发生匮乏时，美国能够优先得到供应。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认为，美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是美国得以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美国控制地位的一个主要手段（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美国公司要输出资本和技术，但公司权力的真正核心——金融、研发、管理控制权——仍在美国）。二是美国跨国公司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跨国公司是外汇的重要赚取者）。三是跨国公司是美国全球经济发展的工具和传播美国自由企业制度思想的途径。四是可以将跨国公司看作为外交工具。但吉尔平也同时强调，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跨国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密切结合开始削弱。

 

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吉尔平指出，历史上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有三次浪潮。一是17和18世纪“旧殖民主义”时期，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美洲和部分亚洲地区开矿和建立种植园；二是19世纪末“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帝国在非洲、东南亚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航运设施的投资；三是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和采掘业的投资。总体而言，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评价是负面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谴责表现在，一是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欠发达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本地人失业；二是谴责跨国公司牢牢控制最先进技术，不愿意按照合理价格转让给东道国；三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欠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四是对本地文化和传统产生了较大冲击；五是欠发达国家对外来资本的“依附性”导致东道国容易出现专制政权，导致跨国公司自身及其母国政府容易干涉东道国的内政。

 

吉尔平进一步指出，以上的评价对跨国公司而言实际上是不公正也不准确的。以上的负面影响预期说是跨国公司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联盟关系，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了伙伴，一起同其他公司和政府争夺世界市场。吉尔平最后指出，跨国公司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实质问题是投资条款，投资收益将如何分配的问题必然会使跨国公司的东道国政府发生意见分歧，即便这样，也很少有东道国政府直接宣布外国在本国的投资为非法，并下令跨国公司滚回老家去。

 

 

4. 一点感悟

 

吉尔平先生对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关系的分析框架，非常适用于分析国际石油公司和母国、资源国之间的“三角关系”。

 

第一，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而大型的国际石油公司（跨国石油巨头），其实力和权力比一般的跨国公司还要强，其年收入往往是一个中等偏上国家一年的GDP，其董事会的决策往往能够左右一个产油国的政局走向。国际石油公司的第一代代表是石油“七姊妹”；第二代代表是石油五巨头；第三代代表则是以亚洲石油公司为主的国际化的国家石油公司。

 

第二，发达消费国与发展中产油国之间的博弈主要还是遵守“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往往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但是，就国际石油公司与产油国而言，他们之间会签订长达数十年的协议，通过“石油合同”规制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国际石油合作机制在个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自由主义”（既双方的矛盾往往可以通过“规制”来解决，而不是冲突）的特征；另外，就国际石油公司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往往是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关系，跨国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司的独立性，但关键时候还得听命于母国政府，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石油公司与消费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

 

第三，不同阶段，“三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会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核心依然是国家对自身安全和能源、金融安全的倚重。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上具有掌控力的国家（发达消费国，主要是美国），往往也居于“三角关系”的中心地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石油公司由于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使得其在“三角关系”中处于次重要的地位，而产油国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往往处于第三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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