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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政治”一直是个全球性热门话题。因此,研究石油政治的国内外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纷繁庞杂。长期以来,有关石油政治研究的前沿阵地一直由美欧学者把持着,他们控制着石油政治研究的主阵地。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亚洲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作品才陆续登堂入室,但影响力和话语权依然很小。
 
本次微文来探讨一下,对于浩如烟海的石油政治著作和文章,怎么进行梳理,大概有几种理论视角?在清泉看来,有关“石油政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一是“权力至上论”,主权国家(主要是大国)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延展或转化为石油权力,并在石油使用和收益上确保利益最大化,此类论点主要基于现实主义或结构性现实主义的论断。
 
二是“权力结构论”,主要是阐述“结构性权力”及石油权力在消费国、产油国和跨国石油公司三者之间的权力变化。
 
三是“国际石油机制(规制)论”,此类论点主要是,国际石油供需双方可以通过建立合作机制而保障供需体系的稳定,但机制的变迁主要取决于“均势”(Balance ofpower)的演变。
 
四是“博弈与博弈论”,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国和产油国之间,各主要消费国之间,以及各主要产油国之间(如OPEC内部),核心对国际油价主导权的争夺。
 
五是“资源至上论”,此类论断主要体现在产油国国有化运动迅猛时期,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油价时期,产油国(资源国)将油气资源转化为“石油权力”,“资源为王”的声音不绝于耳。
 
以上每一类研究成果和著作均不可胜数。这里挂一漏万,主要梳理了以下方面。
 
1 权力至上论
 
讲述“石油权力”的著作和文章堪称最多。大多以畅销书作家、能源(战地)记者、智库人员和前能源(情报)官员的著作和分析文章居多。
 
它们当中的代表作首推全球著名能源战略学家、剑桥能源研究会(CERA)创始人、现任全球知名能源数据与金融公司IHSMarkit公司副董事长丹尼尔·耶金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石油风云》(又称《石油大博弈》,英文书名直译为:“奖赏:有关石油、金钱和权力的史诗般的探求”)。全书以记叙和讲历史的口吻,将自1859年现代石油工业开始直至1990年海湾战争这一百多年的石油与权力、石油与政治、石油与战争、石油与伟人、石油与狂人讲述得酣畅淋漓,被广泛评价为全球范围内以畅销书作家口吻将枯燥的石油政治讲述的如此精彩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本书的主线实际上就是石油财富、权力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以及权力、特别是大国权力是如何控制石油的投资、生产和流向,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本书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石油在一战、二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在二战,较大程度上发挥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而且,本书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是有后来所以关于石油政治的学术文章、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经典著作。
 
其他有代表性的体现“石油权力论”的著作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的《石油战争》了。本书是作者多年专注于世界石油地缘政治研究的成果。书中描绘了国际金融集团、石油寡头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围绕石油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的生动场景,揭示了石油和美元之间看似简单、宴为深奥的内在联系,解析了石油危机、不结盟运动、马岛战争、核不扩散条约、德国统一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为我们展现了围绕石油而进行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其主线依然是石油、财富和权力。正如基辛格在该书扉页所评价的:“《石油战争》一书揭示能源危机真相,解读石油、货币、权力三者关系,撩开霸权政治面纱。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2 权力结构论
 
关于“权力结构”在消费国、产油国和跨国石油公司之间建立和转换的研究。这方面首推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书中,苏珊女士缜密阐述了公司、政府和市场三角关系的五个演变阶段。她认为,在石油业的博弈中,政府、公司和市场时三个关键的玩家。大部分时候,在政治经济中通过简略地讨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来简化权威机构和市场关系的概念是合理的,当然也很方便。但在石油业中,最重要的权威机构常常不是民族政府所代表的国家,而是有效地操纵着市场的石油公司或者石油公司集团。公司和政府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支配着市场。
 
第一阶段(现代石油业诞生—一战):在石油业发展的初期,市场实际上被美国所占领,唯一说话有分量的政府是美国政府、唯一说话有分量的公司是标准石油公司。主要的玩家是英国和美国,主要的公司是标准石油、英国BP公司和壳牌公司。
 
第二阶段(一战至1960年OPEC成立):跨国石油公司来左右一切。资源国彼时都很贫穷,缺乏资金、技术、管理和销售渠道,没有力量来自己接管石油产业。彼时,英国和法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在谋划如何在中东分赃;彼时,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共和党人柯立芝(Coolidge)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支持美国石油公司提出的在中东有权分享租让地的要求。二战大大改变了中东各国的均势和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均势,英法实际上撤出了中东,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开始崛起。美国政府和大石油公司暗中达成了交易:只要它们的利润由于开发石油,足以确保石油越来越多的供应,满足欧洲和日本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么它们可以继续自由地处理在美国以外地方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中东各国的关系。
 
第三阶段(上世纪60年代):从第三世界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是在市场—公司—国家的博弈中似乎是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阶段。期间,OPEC的成立。1973年欧佩克虽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3.5%,但是它左右市场的力量仍然是极小的。只有当欧佩克的成员国在领土范围内对所发生的事情运用政治权力时,它与公司以及与市场的力量平衡才发生巨大变化。
 
第四阶段(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69~1973这几年):政府、公司和市场(市场主要的代表着是消费国,其标志是国际油价)三方的讨价还价关系开始了。这一阶段主要是国家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公司似乎失去了对市场(价格)的控制,而市场开始听从国家政策的指导。当然,在这个新阶段也不仅仅是OPEC生产国的政策其决定性作用,消费国政府同样发挥了作用。其间,美国政府企图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石油消费组织与OPEC相抗衡,这一组织就是IEA。
 
第五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现在):市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业。虽然回归到基于市场的“自由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石油公司和政府完全失去了影响。石油公司依然控制者勘探技术、海外生产、原油加工和销售。只要仍然存在着变化无常的世界石油市场,只要主要石油公司名列前10个或20个跨国企业之中,国家—市场—公司复杂的三角平衡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资源国政府,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现它们在与外国石油公司讨价还价是,不得不因为公司对技术(特别在勘探和产品开发方面)的控制而做出让步。
 
除了斯特兰奇,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的专属地缘政治学家、国际关系与国家风险评估顾问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所著的《石油地缘政治》,也涉及到了石油权力提升中的“结构性”问题。本书指出,欧佩克、跨国石油公司、非欧佩克产油国、金融市场和消费国各自的定位:欧佩克虽然不能说是坚如磐石,但它是一个由一些“有各种财富”的国家组成的卡特尔,甚至可以说是托拉斯,它也因此受到那些坚持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人们的指责;一些大型的跨国石油公司,它们共同点在于都是凭借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利用所谓市场经济的规则在运行,但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战略和利益,至于金融市场,它所追求的始终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它们所利用的正是仅有的一点规则;欧佩克以外的产油国,它们在利用现今体制漏洞的同时,又将自己所有的责任统统推到欧佩克身上;而那些石油消费大国则是从目前这种总统的混乱局势当中获益,直到出现危机的那一天。
 
3 国际机制(规制)论
 
在论述国际石油机制及其转换的著作中,首推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的《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他认为,国际石油机制发生变化的一个分水岭是1973年。如何从深层次进一步解释国际石油机制在1973年的重大转变?奈给出了三个原因:总体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石油问题上的均势、国际制度本身的变化。
 
总体的均势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即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地区(中东为代表)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非殖民化在1973年实质性改变了这一地区力量的均势,加上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权力均势的变化,是导致国际石油机制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首要原因。石油问题上的均势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表现为美国1973年前后在石油问题上的“权力”下降,改变了均势格局,也是导致国际石油机制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国际制度本身的变化则是基于“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制度视角,即跨国石油公司和OPEC分别作为国际组织(跨国行为体),它们各自形成的国际机制在1973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国际石油机制相应变化。
 
另外,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有几处讲到了权力、相互依赖和国际石油机制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生产国对跨国公司和石油消费国的影响力增加,极大地改变了政策议程。此外,一组问题的议程将因其余权力资源正在变化的另一组问题的联系而发生改变,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石油价格以及在1973~1974年实行石油禁运之后,南北贸易关系较为广泛的议程也发生了变化。书中还强调,同金钱一样,权力也是可以转化的,大国也可以将权力资源转用于一切领域,以确保同等的边际收益。当某一问题领域的后果与其他问题领域有巨大差异时,这种转用将使该异常领域的后果与世界军事和经济权力的结构趋于一致。按照这种观点,1973年之后石油政治的权力与世界政治的总权力之间不一致,就是动荡根源。那一时期,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力图通过相互援助、鼓励开发新的能源供应、甚至动用武力威胁减少这种不一致,维护自身利益。并不奇怪的是,OPEC所属各石油出口国未来自身利益,试图通过如下途径消除紧张状况:通过购买武器加强自身实力;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共同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单个石油消费国打交道;制定宏大的长远发展计划等。按照传统理论的分析,由于双方总体实力悬殊甚大,OPEC成功的机会甚小(总体权力与部分领域的权力,非对称)。
 
4 博弈与博弈论
 
石油政治著作和文章中涉及博弈论的主要是利益攸关方对国际油价主导权的争夺上。从第一个石油卡特尔——德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到石油“七姊妹”、再到第二个石油卡特尔——OPEC,从OPEC到华尔街金融大鳄、再到近来OPEC与非OPEC达成的“维也纳联盟”,个中的主线就是博弈与博弈论。其中的代表作品有美国著名的石油市场和政策专家罗伯特·麦克纳利的《原油波动:繁荣与萧条中油价的历史和未来(全球能源政策系列中心)》(Robert McNally, Crude Volatility: The Historyand the Future of Boom-Bust Oil Prices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Se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本书中,作者认为,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过去十年中放松了控制,石油市场一直受到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而过去八十年来一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19世纪60年代熙熙攘攘的宾夕法尼亚州油田到今天充满活力和充满活力的中东地区,原油波动帮助我们揭示了这个繁荣—萧条时代的特征。石油这种“臭名昭著”的价格波动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祸害,不仅影响石油工业,而且影响更广泛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麦克纳利解释了OPEC权力下降的后果,揭穿神话并提出建议,包括避免错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不受欢迎的繁荣和萧条油价回归。
 
5 资源至上论
 
此类著作与文章的观点有点类似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中所论述的“能源权力”,实际上就是放大了能源资源的权力效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油价的持续高企和产油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业界和学界出现了“技术为王管理为王”向“资源为王”转变的论调,部分油气资源大国利用其雄厚的油气资源,成为撬动大国关系、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杠杆”。这方面谈论的最多的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霸权”和沙特的“石油资源权力”。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和“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联合出具的一份报告——《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对长期战略的看法和建议 - 涵盖普京,政治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乌克兰,多元化选择,叶利钦和克林顿》(Europe's Dependence on Russian Natural Gas:Perspectiv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 Long-term Strategy - Covering Putin,Politics, and Gazprom, Ukraine, Diversification Options, Yeltsin, and Clinton)——认为,欧盟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使其未来的能源需求多样化,远离俄罗斯的天然气。矛盾的是,欧盟的能源政策在战略上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全球社区意识,而不是任何大国的能源政策,同时它也陷入了其成员国不同观点的狭隘主义之中。该报告“义正言辞”地指出,考虑到俄罗斯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已经证明的事实,它已经系统地将整个欧亚天然气市场从生产一直重组到国家控制的代理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本地分销,欧盟期望从这种垄断中获得良性待遇是完全不现实的。而这恰恰从另一面反应了俄罗斯“天然气权力”的威力。
 
有关反应资源国及其国家石油公司“资源权力”最著名的文章要数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新一代‘石油业七姐妹’”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ARAMCO)、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中国石油(CNPC)、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这七家著名的国家石油公司,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石油七姊妹”。这些企业年净收入都在100亿美元以上,对世界油气市场的“五巨头”——埃克森美孚、皇家荷兰壳牌、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和道达尔公司——形成了巨大挑战。而这恰恰反映了这七家国有石油公司背后所掌控的巨量油气资源带来的“权力”。
 
其实,以上几种理论视角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几乎所有的石油政治著作和文章都是围绕“石油权力”这一核心展开,只不过,有的著作侧重分析“硬权力”,有的侧重“软权力”。道理很简单,石油政治的本质就是“石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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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陆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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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国际能源战略学者,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目前供职于某大型央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cCombs商学院交换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曾分别在在中国石油伊拉克项目和苏丹项目工作数年,熟悉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业务。2006年至今主要从事战略管理、政策研究、“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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