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的主业是研究石油战略。

 

在过去几年的研究过程中，清泉发现一个“有意思”但却很“杯具”的现象：那些突然间有了石油大发现，且高峰产量一度达到50万桶/日产量水平上下（相当于2500万吨/年）的产油国，往往在后续某个时期因油田产量或国际油价骤降，突然陷入“困境”，轻则国家和社会出现大面积动荡，重则发生政权更迭甚至国家分裂。清泉把这种情况称为“50万桶/日现象”或“50万桶/日陷阱”。

 

这类国家有哪些？曾经的产量高峰达到多少？曾经发生过那些重大问题和悲剧？“50万桶/日现象”普遍吗？为什么会出现“50万桶/日陷阱”？本次微文试着做一分析。

 

1 全球范围内的“50万桶/日现象”

 

粗略梳理了一下，符合或部分具有“50万桶/日陷阱”特点的国家大多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主要有：叙利亚、也门、苏丹（南苏丹）、加蓬、赤道几内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一一列举如下。

 

叙利亚：过去半个世纪，叙利亚的石油产量水平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0万桶/日，缓慢增长到2000年前后的60万桶/日左右，然后持续下跌，但依然维持在45万桶左右。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谁都知道这一年对叙利亚而言意味着什么。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叙利亚内战和后来的叙利亚战争，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消停。2011年，叙利亚的石油产量骤降至35万桶/日，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17万桶/日。2018年，该国的石油产量仅有区区2.4万桶/日，让人欲哭无泪。（数据引自《BP2019年能源统计报告》，下同）

 

也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也门石油产量迅速增加，高峰产量出现在2002年，达到45.7万桶/日。此后，产量水平迅速回落，特别是2011年以后，下跌速度更快。2018年，跌至6.8万桶/日。伴随着石油产量“跌跌不休”的是也门内战，以及近十年在也门一直持续的“代理人战争”。也门是伊朗和沙特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相互角力的“前沿阵地”。前两年国内异常火爆的影片《红海行动》，其故事的原型就发生在也门。

 

苏丹：上世纪90年代末获得重大石油发现，到2007年前后，苏丹（彼时南苏丹尚未分离出去）的石油产量一度达到55万桶/日，也即年产2800万吨左右，短短十年内一跃成为非洲重要产油国和出口国，也成为全球重要石油生产者之一。然而，高油价、高产量、高出口量加剧了苏丹南北方的矛盾和冲突，也导致苏丹国内滋生大量腐败。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宣布独立，带走了四分之三的石油储量和产量；2012年，苏丹南苏丹发生战争；2013年以来，南苏丹发生重大部落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2019年，已经执政满30年的苏丹巴希尔政权被推翻。可以说，苏丹是“50万桶/日陷阱”最典型的案例。

 

加蓬：今年一月初发生的加蓬政变未遂事件依然历历在目。为此，清泉特地撰写了一篇微文“加蓬政变未遂，石油诅咒难免”。1977年，加蓬的石油产量曾达到过22.7万桶/日（相当于1135万吨）的水平，位列非洲第五大产油国（前四位分别是：尼日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后来持续下滑至八十年代后期的15万桶/日水平。好在由于发现新的储量，加蓬石油产量持续上升，并在1996年达到了36.5桶/日（1825万吨）的历史高点。但随着近年产量下跌和油价下跌，再加上现任总统邦戈长期执政导致民众和军方的“厌倦感”加剧，加蓬的单一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政局动荡风险居高不下。

 

赤道几内亚：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埃克森美孚公司在赤几海域获得重大发现，2005年，该国石油产量达到38万桶/日的历史高点。此后，该国的产量就每况愈下，2018的石油日产量水平只有19万桶，为高峰产量的一半。伴随着赤几石油产量上升的是，该国腐败形势的恶化。总统家族的贪得无厌是该国腐败的根源。据《石油即政治》（Private Empire）这本书中透露，赤几总统奥比昂数十次前往美国，并将家族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存放在美国的银行中。（详见清泉此前的微文“《石油即政治》：成就全球最卓越石油公司的十个 ‘锦囊’”）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一直是国家乱局的反面典型，其政府军和反政府军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加上贩毒和走私等犯罪活动推波助澜，使得国家常常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2017年，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才有所好转。与战争和动乱相伴随的是这个国家石油产量的跌宕起伏。上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的石油日产量长期徘徊在40~60万桶的水平。近几年，该国的石油产量有所上升，2018年的日产量水平是86.6万桶。

 

厄瓜多尔：相较于上述6个国家的悲催遭遇，厄瓜多尔的境况稍好一点。自2004年以来的15年，该国的石油产量水平一直维持在50万桶/日上下，2018年的产量是51.7万桶。而2004年前后恰恰是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石油企业大举进入厄瓜多尔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是中国人帮助厄瓜多尔维持了来自不易的50万桶/日产量水平。历史上，厄瓜多尔政局动荡和街头政治现象十分频繁，具有典型的“拉美风格”。2018年该国北部的安全形势一度十分严峻。而相对稳定的石油产量水平于拉美小国厄瓜多尔而言，无异于救命稻草。

 

进一步梳理可以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日产量在10万桶/日（年产500万吨）及以上的产油国数量大约维持在40~50个左右，其中高峰产量达到50万桶/日上下的产油国数量大约在12个左右，而它们当中的一多半均出现了“50万桶/日陷阱”，说明这个现象真不是个别案例，需要引起业界乃至全球产油国的警醒。

 

2 为何会出现“50万桶/日现象”

 

研究发现，上述遭遇“50万桶/日现象”的产油国基本上均走过了一条“发现石油——产量迅速上升——一度达到50万桶/日——产量徘徊不前或骤降——油价下跌——国内民众宗教问题或民生问题爆发——政变或社会动荡——国家一蹶不振”的“心路历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由于石油生产的脆弱性和石油价格的波动性。要知道，维持稳定石油产量的首要条件是不断有新的储量发现，如果没有新的储量补充，产量必然下降。而且，对于大多50万桶/日的产油国而言，其产量大多来自1~2个主力油田，比如苏丹、赤几和加蓬。一旦主力油田的储量接替乏力，这个国家的产量势必保不住。说白了，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具有相当的“脆弱性”。

 

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如果油价能够稳住并且上扬的话，则问题不是太大，油价的上升可以对冲产量的下降。怕的就是产量和油价“双下降”。2014年下半年的油价断崖下跌，导致一些产油国的石油出口收入骤降50%以上。这对于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石油出口的产油国而言，无疑是个灾难。

 

二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单一性和不公正性。突然发现的石油，就像“飞来的横财”，让产油国政府“一夜暴富”，乐得合不拢嘴。试想一下，政府收入一下子比上年增加数十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非洲和拉美一些贫困国家，其国家的GDP长期维持在100亿美元的水平，石油的发现使得这些国家的收入突然增长50%甚至翻了一番。这对国家的财务管理能力、管控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如果遇到管理不善的政府部门，再加上独裁式、家族式的政府治理，不发生腐败才怪。

 

在突然暴涨的石油财富面前，难有相对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而长期的财富分配不公必然加剧这个国家的贫富悬殊现象，其结果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必然要走上街头。街头政治一旦成常态，国家离“失败”就不远了。今年4月，导致苏丹巴希尔政权下台的“星星之火”就是去年12月份的面包涨价。

 

三是“屋破偏逢下雨天”，产量的骤减与民族、宗教以及国内重大危机相互纠缠，相互诱导，极易打垮一个政府。中东、非洲和拉美素来就是全球民族、宗教问题爆发的集中地。比如苏丹，近半个世纪以来因南北方分属不同的文明（北部苏丹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南部苏丹信奉基督教）而持续处于内战状态。石油的发现曾一度给这个国家的重建带来希望，但由于域外大国势力的干预，使得南苏丹分离势力占据主流。而石油这时候却成了分离和独立的“催化剂”，以及双方博弈的“焦点”“难点”。详细的分析也可参见清泉此前的微文“苏丹南苏丹，我为你哭泣！”。

 

失去四分之三产量的苏丹，又遇到了急剧下跌的国际油价，即便有巴希尔这位一度享有崇高执政威望的“非洲雄狮”，依然无力回天、无济于事。其政权在2019年4月轰然倒塌。

 

3 如何防范“50万桶/日现象”

 

“50万桶/日”看起来真的很美，因为它意味着至少50亿美元/年的政府石油收入。但这种收入也极易在一夜之间失去。如何防范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50万桶/日现象”？

 

第一，相关国际组织有义务帮助产油国建立一套相对公正和可持续的石油收入使用机制。我们的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要关注那些突然“因油而兴”的国家。对于一些中小型国家而言，不要说50万桶，能够有10万桶/日的产量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这时候，作为国际组织，要建议和督促产油国政府建议一套合理使用石油收入的机制。比如，建立“石油主权财富基金”，由独立的国家委员会管理，对重大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项目进行投入，参与国内外的一些投资项目，形成良性的财务“造血机制”。这比石油财富本身更加重要。

 

第二，外国石油投资者有义务提醒产油国政府石油生产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并帮助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本地石油技术和管理人员。遭遇“50万桶/日现象”的大多数产油国，其石油投资和勘探开发主依赖外国投资者。外国石油投资者对该国的石油储量、产量状况以及未来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了如指掌。这时候，无论是国际大石油公司，还是中国石油企业，在谋求合理投资回报的同时，都有义务提醒所在国政府，该国油田发展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并建议该国政府加大新区勘探开发的力度，寻找新的储量接替；而且要为本地培育一批管理本国石油工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授人予渔”。

 

第三，产油国政府必须意识到，“石油诅咒”的利剑时时悬在他们的头上，必须实施多元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50万桶/日现象”的总开关还是控制在政府手里。本国政府如果没有意愿构建一套相对公平的石油收入分配机制，如果对“产量递减”的现象熟视无睹的话，即便其他利益相关方再努力，也无济于事。这一意义上讲，对于建立了“良政”的国家，石油的发现和石油财务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处于“劣政”漩涡中的国家而言，石油财富的出现只会加快这个国家动荡和危机的到来。加快经济转型，寻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避免“在一颗树上吊死”，是解决“50万桶/日现象”的根本路径。

 

临了，可能有人要问，为何是50万桶，而不是20万桶或100万桶？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规模的概念。50万桶/日的产量水平足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可观的石油收入，而且一旦失去这部分收入，国家经济就会遭遇致命打击。如果产量水平低于20万桶，即便这部分失去这部分石油收入，国家经济不会遭遇颠覆影响；或者当产量高于80万桶之后，石油工业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实力，相应地，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较强。

 

这就像“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一个国家成功跨越过去了，产量能够达到或超越80万桶甚至100万桶，那么这个国家的回旋余地、抗压能力和抗“黑天鹅事件”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如果跨越不过去，经过短时间的50万桶/日辉煌后，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油气储量不可接替的原因）导致产量迅速回落的话，那么就极有可能遭遇“陷阱”。

 

总之，“50万桶/日现象”给全球那些产量水平已经达到50万桶左右的产油国敲响了警钟，这个产量水平的脆弱性异常高，稍不留神，就会产生重大的国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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