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10日，应加拿大某知名智库的邀请，笔者和同事赴渥太华参加了“中加战略对话论坛”系列智库会议。这是自马克·卡尼（Mark Carney）担任加拿大总理、并于今年1月成功实现对中国访问、中加关系历经过去8年“冰河期”后开始企稳回升的关键时候展开的一次难得的智库对话会。本来，不是很指望这次能够去加拿大，因为直到出发的倒数第二天，我的加拿大签证还没拿到。心里也不着急，顺其自然吧。因为差不多三年前（2023年），笔者应邀去加拿大卡尔加里参加第23届世界石油大会并做主旨发言，但加拿大使馆硬是没有给我签证，彼时足以看出双方的关系有多差。没想到就在10月5日下午，使馆电话通知我，说我的签证可以取了，最终顺利成行。

卡尼政府上台后，加拿大一改前任政府“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策，践行“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中加在一些可合作的“现实”领域开始破冰，重点便是加大两国在经贸与能源的合作力度，这才有了此次围绕能源问题开展的智库对话与论坛。两天的时间，三场重磅级的对话，中加双方的政府、议会、大学、智库和相关研究机构的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中加关系”“中美加三角关系”“中加能源投资与贸易”“中加新能源合作”“中加人文交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三场论坛均把能源作为重要议题，因为这是双方共同的、未来可以深入合作的领域。加拿大作为全球排在前列的石油出口潜在大国和未来可期的LNG出口主力国家（加拿大的原油年出口量约2亿吨，折合400万桶/日，目前基本全部流向美国市场；天然气年出口量约900亿立方米管道天然气和LNG，其中90%流向美国市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双方在能源资源与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在互补性是两国下步需要重点开拓的领域。

实际上，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的投资与运营早在15年前就开始了，彼时，得益于高油价、加拿大开放的政策环境以及加拿大哈珀政府（2006至2015年在任）的开放政策，以三大石油央企为代表的中国能源企业纷纷投资加拿大油砂、致密气与页岩气、天然气及LNG以及运输管道等大型特大型资产。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的能源投资已达750亿加元（折合约535亿美元）。但遗憾的是，自特鲁多政府2016年上台后，中加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企业在加拿大项目运营的外部环境堪称“举步维艰”，再加上2014年以来的低油价和和2020年以来的世纪疫情，在加投资项目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截至目前，几乎没有什么公司宣称在加拿大油砂等项目上赚了钱。

此次在中加政治氛围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双方人士自然想到还在苦苦支撑的加拿大油气项目下步转圜问题。加拿大的油气能够向中国大规模出口吗？中加能源合作能够恢复至哈珀政府时期的“黄金时代”甚至更好吗？中加关系能够持续升温吗？结合此次在加期间加方代表人士的言谈以及对能源相关问题进行的讨论，这里列出加方关心关注的5个中加能源合作“难点”“敏感”问题，笔者在论坛期间做了一些回应，这里再次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问题1：如何明确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石油、天然气及管道项目中的具体合作机会与参与边界，如何将纯商业性质的能源交易与（加拿大）国家安全关切有效剥离？

对此，笔者回应认为，首先，加拿大政府应该尽快通过法案或立法的形式，明确加拿大境内的油气田和潜在的勘探开发区块中，哪些属于战略性的、外国投资者不可控制或参与投资的资产，哪些属于可公开招标和参与投资运营的资产，而不是模棱两可。其次，据笔者所知，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在家参与投资与运营的绝大多数油气项目均为小股比、小股东项目，也就是说，中资企业大多为非作业者，对油气田生产经营没有控制力，对油气运输和出口流向也没有话语权。这就打消了一些加拿大人的疑虑。第三，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确保中国企业来加拿大投资有钱可赚，而不是出现普遍性亏损状态，因为超过预期的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社区、环保、原住民等非技术问题而产生的额外成本）耗尽了中方投资者的耐心和信心。第四，据笔者所知，中国企业截至目前在加拿大的油气业务均未实现“一体化”运营，也就是说，企业并未谋求全产业链和供应链掌控，不具备垄断性，并未对本地油气产业造成威胁。

问题2：中国新能源产业如何落地加拿大？比如，如何聚焦绿氢、风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深入探索降本路径与产业互补性。中国新能源企业在技术、装备及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是否能够显著降低加拿大新能源产业的成本？

对此，笔者回应认为，对于大型储能、氢能、CCS/CCUS以及传统能与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一体化项目，此类项目往往投资巨大、技术与设计方案要求高、销售市场目的地尚未明确，这时候，最好比照大型油气合作项目的“联合作业经营”的做法，有2-3家甚至更多有实力的外国公司和本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共担投资责任、共谋项目发展。比如，目前已经进入项目二期建设的加拿大LNG项目（LNG Canada），就是由欧洲、中国、日韩的企业共同参与投资和建设的，投资效果非常好。另一方面，对于小型的陆上风电、光伏项目，可以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这方面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和设备供应商有着巨大的竞争能力和成本控制优势，可以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引进一批顶尖的中国企业落户加拿大。

问题3：中国能源企业及其他各类企业如何能在加拿大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如何通过透明沟通与联合行动增进彼此认知？

对此，笔者回应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管理（Cross culture management）的问题，当中国企业在加拿大投资并成立合资公司或项目公司时，可以“既不要中国、也不要加拿大”，也就是说，项目公司需要建立一种超越中加文化的、且能被双方员工共同认可的文化理念和公司愿景，需要建构新的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以及管理流程，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彼此的隔阂。这方面，中国石油在其他国家的项目是有类似成功经验的，比如在印尼、哈萨克的项目联合体上均是如此。另外，通过透明沟通增进彼此认知，主要还是强化项目公司的合规管理与透明运营。加拿大联邦能源投资法和省府的相关法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两套规则，这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一定困扰。关键还是按照国际管理和最佳实践来运营项目。

问题4：加中能源贸易与投资中的权益保护及核心关切应对：如何审视中国企业投资加拿大能源领域的营商环境——包括监管不可预测性与溯及既往的政策变动——如何强化和保障投资者信心的相关机制？

对此，笔者回应认为，作为欧美发达市场，加拿大的投资环境相对稳定，政府政策和制度体系基本上是可预期的，而且加拿大的油气投资项目合同周期较长，油砂项目可以长达99年甚至一些能源项目合同无期限。再加上加拿大资源非常丰富，类似勘探沉没的风险较低，以上这些是加拿大吸引外国投资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就是，加拿大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社区、NGO、原住民等的力量非常强大，加之政策体系庞杂，在加拿大投资运营的风险不在“地下”（指油气资源本身），而是“地上”，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对不太擅长管控和消解地上风险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特出。这就需要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在审视外国投资者面对的社会风险时，应站在一个相对中立和独立的立场上，而不是一味迁就当地社区、当地原住民等。

问题5：如何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制定更清晰、更具行业针对性的《加拿大投资法》指引，以及广泛吸纳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CAPP）、加中贸易理事会（CCBC）等商业协会以及能源领域专家的意见？如何区分良性的商业能源项目与真正敏感的技术，以提升中加能源贸易与投资的可预期性？

对此，笔者回应认为，加拿大在重油及油砂开采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SAGD技术（蒸汽辅助重力泄油，Steam Assisted Gravity Drainage‌，一种开采超稠油和油砂的热力采油方法。核心原理是钻两口平行水平井，上方注蒸汽加热原油降黏，下方靠重力把油采出来），这是一种成熟且非敏感技术，这项技术应在中加能源特别是油砂合作项目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油砂项目的上产和稳产，不仅有助于加拿大保持生产和出口的能力，也更增加投资者在加拿大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领军者，其在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成熟且非敏感技术，也要加快在加拿大落地。

以上是笔者对加方关注的五个问题的简要回应。总之，中国是加拿大实现贸易多元化不可替代的大市场，加拿大在能源、农业、矿产、金融、教育等领域具有优势，中国则拥有强大的产业链和制造能力。中加两国的确有着不可比拟的互补性。但加拿大政府的政策稳定性是一个重大问号。虽然卡尼政府展示出少有的韧性、战略性、原则性和大格局，勇敢顶住了美国在地缘政治、关税战等问题上的巨大压力。但加拿大的“宿命”就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甚至是全方位依赖，这一点是不以卡尼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加拿大总归要选择美国、听命于美国。这也注定了中加能源与经贸仅仅是“有限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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